（10月15日重写扩充） 五 台 山 佛 教 大 法 会 的 见 闻 与 感 想 俞 梅 荪 5月中旬我携母亲，到五台山参加由中国佛教协会和山西省佛教协会主办的《法尊法师示寂二十周年纪念大法会》，为期一周余。来自全国各地和东南亚的高僧大德、活佛、法师、出家人、居士、专家学者约500人到会，加上当地的众信徒百姓，约达上千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净慧法师和山西省副省长薛荣哲等到会，盛况空前。薛荣哲指出：“五台山位居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千百年来，在安边定国，民族团结，维护统一，稳定社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住广宗寺吃斋念佛 我们住在这一活动的主办单位广宗寺，吃斋念佛。这是正德二年（1507年）明武宗建的皇家寺院。1920年河北保定人温庚公19岁在此出家，法名为法尊，他的一生对我国的佛教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80年他在北京广济寺圆寂后，按其遗愿，灵骨送广宗寺安置建塔。 清晨天还未亮，我就在众僧诵经的翁翁声和伴随着的清脆而深沉的古刹钟声中醒来，众僧每天清晨3时就开始了一天的诵经作业，体验了僧人日日潜心修行的境界和清苦，及毕生不懈地虔诚追求。僧人大都身体骄健，容光焕发，脸上闪着健康的红晕，他们清心寡欲，无喜无忧，生活规律，置身于青山绿水之间，得以健康长寿。其实，清教徒的生活质量要比都市人高得多。他们说，北京的空气污染严重，很难受，不习惯，住不了几天就得走。在这世外桃源，我感受到远离世俗的喧嚣与争斗，淡泊明志，清心致远，看破红尘与世无争，四大皆空的佛家情怀。 广宗寺的当家人演明法师，临时按排他在“法尊法师学术研讨会”上讲话，因我和同行的陈晓东居士曾是政府的资深秘书，擅长为首长起草讲稿，演明法师慕名求助于我俩，按其要求起草讲稿，情急而推辞不掉。好在陈晓东修行佛学多年，对这个领域的人和事很熟悉，他口授，我执笔，连夜操办，使出全力，总算达到了要求，纯朴的演明法师很满意。没想到，我此生还能为僧人捉笔，急就章，解其难，不胜荣幸。 在近百人的"法尊法师学术研讨会"上，高僧、活佛和专家学者探讨佛教与社会的关系，藏汉渊源流长的深情厚谊，认为发展佛教事业，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有着积极意义。一些僧人学者认为，应作为党中央近年来一再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内容，还建言献策上书中央。这样高层次的全国性大型学术会议，在佛教界尚属首次。 母亲皈依佛门为居士 法尊法师的学生、重庆市佛协会长、重庆慈云寺方丈------惟贤法师，在学术研讨会上专题发言，回顾我国佛教事业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兴衰成败的百年历史，其中包括他曾因坚持佛教信仰而坐牢26年。他还在闭幕式上作会议总结，是我国佛教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 我80岁的母亲，在此活动中受到感动，向81岁的惟贤法师顶礼膜拜，皈依佛门为居士（即不出家的弟子），赐法名：正慈。一些与会者称我携老母上山皈依佛门之举，是最高的孝道。在接连几天上山参拜各个寺院的攀登中，母亲常被不相识的同行者竟相掺扶，关怀备至，反尔使我落在后面插不上手。当我表示感谢时，他们均异口同声地说："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那种从未遇到的朴实热烈尊老爱幼的人文关怀扑面而来，使我和母亲诚惶诚恐，不知如何是好。每天爬山、叩拜各方神灵，运动量较大，又吃素，十分可口，一些北京来的白领青年女士饭量大增，大家都精神百倍。 我们还参加了联波活佛（北京藏语佛学院研究室主任）在广宗寺主持的向众信生加持灌顶的大法会，跪请他加持灌顶，体验了藏传佛教的仪规和玄妙。僧人、居士、百姓数百人，在新落成的法尊法师灵骨塔前，席地而坐，聆听联波活佛讲经念咒。这一活动在晴朗的午后，持续了3小时。开始不久，飘来一片乌云，一阵电闪雷鸣，下了几滴雨，之后大晴，到整个活动结束时，又下了几滴雨。可以说是天气变化的巧合，也可以说是佛法无边，天赐甘露，十分殊胜吉祥。信则有，不信则无。在场的一位来自北京的居士对我说，曾有人随联波活佛去西藏，见其念咒后，天降大雨。这位居士30多岁，皈依佛门为居士已七、八年，是某国家机关投资研究所的经济学硕士，曾留学英国。他认为，佛界有不少人类尚未认识的自然现象，是可能存在的，但按佛法是不能向人宣示的，故联波活佛是不会承认自已有如此法力即特异功能的。 当晚，又见白天把我母亲当成他的母亲来侍奉的那位太原来的退休工人，他兴奋地告诉我，联波活佛摸他头顶时，觉一股热流通贯全身，直到现在还十分畅快，能去百病。他兄弟3人都有严重的心脏病，哥哥和弟弟都在40岁左右病逝了，他也病得很虚弱。几年前，他皈依佛门为居士，潜心修行，身体日渐康复，只要一听说有高僧法会，就上山来参加，每次灌顶后都觉浑身通体舒畅，每年约来两次，如今什么病都没了。我见他不到60岁有些白发，但脸色黑里透红，身体健壮，很难想像曾病入膏肓。然我和母亲灌顶后，则无任何感觉，大概是我俩涉佛太浅。在前一天，惟贤法师灌顶时，母亲也无感觉，但在一旁的陈晓东却感觉到其释放了一股很强的功力。所谓灌顶就是大法师摸信徒的头顶，分几种：最基本的是与法师结个缘，算入了佛门；进一步的是法师把其修行的智慧和功力的传承，使弟子能更好的修行；再进一步的是大法师把某种很高层次的功法，传承给有一定功力的弟子，使之能修练此功。陈晓东的书中对此有详细介绍。 80年代，在西藏驻京办工作的一个老同学曾随班禅大师在文革10年之后首次回藏地，所到之处都被成千上万的众信围住，班禅大师为其摸顶，后来他每次回藏都如此。 真善美的大同世界 这一政府批准的民间的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居士和百姓数百人，有工人、农民、商人、干部、军人等，从十几岁至80多岁，从文盲到大学教授博导，从白吃寺院的贫困者到有实力的老板，参差不齐，十分杂乱，平民居多，为了一个共同的信仰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在一起吃住行（全部免费），朝夕相处十分友爱谦让，人与人之间处处扬溢着真善美、平等博爱，真是尤如共产大同世界。有好几十人提前半至一月来当义工，还有几辆破旧的小卡车供接人、拉货，无偿使用。我在车上，30来岁的司机告诉我，他是河北省保定地区农村的运输个体户，他们乡有30多家农民是广宗寺演明法师的皈依弟子，每家出一袋面和一筐菜，装满一辆130卡车运来，连车一起来当义工。演明法师每年要挨家上门巡访，讲经说法，教人向善，祈祷祝福，还为他们调解纠纷等，深受农民欢迎。他说，演明法师每次来，都是独自一人乘火车转长途公交汽车来的，十分简朴节俭。轻车简出，访贫问暖，关心民众疾苦，这不正是共产党所提倡的吗。 我见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太原、石家庄、内蒙等地的居士在寺院住。一些白领每年来寺院小住，有的只住一、二日，似乎成了都市人暂避喧嚣和繁忙，修身养性的一种时尚。与僧人同吃同住，得懂一点佛教常识，遵守其仪规，才能与僧人对上话。食宿标准很低且免费，根据经济能力随你给多少钱，作为对寺院的供奉，一般每天可给20元，能多给一些则更好，如是穷人则不必给。 一次天黑时分，路过镇海寺，院内空无一人，只有一位年青僧人在大雄宝殿前的石板地上，不停地嗑头，且匍匐于地，行五体投地的大礼，只见地上已形成两条痕迹，不由使我想到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看书座位的地下留下的痕迹。据陈晓东在《宁玛的红辉》书中说到，有的僧人所修练的某种功法，要嗑头上万次，嗑头也是一种很好的全身运动和修养虔诚之心的方法。 乘大巴车返京途中，和我坐在一起的是，师大美术系毕业在某中学任教数年的美术老师， 28岁文质彬彬的书生。在五台山的东台顶峰攀登时，他一路掺扶我母。他皈依佛门为居士已多年，十分钻研，修行很好，在"法尊法师学术研讨会"上作专题发言。旅途上，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许多佛教常识，临别互留住址，他家的那个胡同我经常路过且很熟悉，必是在哪个大杂院里，我说要送他一本《宁玛的红辉》。半月后我找去，真没想到，竟是军人警卫的豪宅，是那位1928年参加革命，长征时的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1955年授衔上将的开国元勋的家，老将军已93岁，他的资历、战功和忠诚，在老同志里，似已无人能超过。他是将军的孙子，回赠我一本法尊法师写的《宗喀巴大师传》；他的平民气质，莫非亦是佛教的造化。不难想像，假如高干子女多一些远离名利场的平民，共产党的事业又会是怎样的深入民心啊。 宗教治本而法治治标 近年来，我还常参加基督徒的聚会活动，深感宗教喻人为善的力量，大大超过法治的力量。我觉宗教对社会是治本的，而法治只是治标的。向人们宣传法治，告诉人们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然人们往往大都记住了权利而忘了义务，并千方百计地依法扩大其权利和规避法律，缩小其义务，法律常常成了人们钻营权利和寻租的工具，成了司法者乘人之危宰人的利器。例如，请律师要钱，高水平的律师则要高价，律师还要打通各种关节的钱；到法院起诉要钱，依法诉讼的每一步都得钱开路，给了公家还得给私家，钱少了还不行，造成有钱有势才能打得起官司，打得嬴官司，才能得到公平。如遇法官或律师瞎对付的，即使花了钱，仍得输官司。百姓自然打不起官司也就无法奢望什么公平。权钱交易又造成新的司法腐败，人们更加打不起官司，有理没钱者，就没法进律师事务所或法院，去问官司，进而使社会更加不公，两极分化，恶性循环。号称穷人可以申请律师的无偿法律援助和法院诉讼费的减免，但这并不普及。 要皈依佛门，成为居士，必须做到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乱、不妄语（说谎）、不酗酒；要成为基督徒也必须做到这些诫律。多有一些人信奉宗教，成为仁义之人，则少有人去违法犯罪；多有一些司法者信教，慈悲为怀，则少有人执法违法，少有冤假错案。佛法无边，普渡众生；主耶稣拯救人，无处不在。博大精深，延绵数千年。相比之下，人间的法则显得苍白、浅薄。 曾经历牢狱之灾的宋代思想家陈亮指出：“法深无善治”，单靠严刑峻法酷吏来治国，那是亡国之道。明末，王夫之认为，立法之后，慎选贤吏以执法，极为重要，如果由“侥幸乐祸”之小人去执法，势必使国事大乱。清末，沈家本在变法活动中提出“改重为轻，裁之以义，推之以仁”，对民作道德教化，其次才是对顽徒绳之以刑。他指出：“重刑之无效”，治国必须“政善、轻刑”。他强调：“法之善者，仍在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司法者应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西方国家的总统和法官要手按着圣经宣誓，常去教堂作礼拜（老布什、克林顿等总统在访华的百忙中仍去北京的教堂做礼拜）。据说西方国家的法治，其思想体系以基督精神为基础，不懂圣经就不懂法律，自有其深意。这亦是他们得以发达的社会原因。 5月底，从广播中听到我熟识的一位资深中年经济学家的访谈，他从我国贫富差距加大超历史水平的各种经济指数分析，造成生产和消费失衡，供求矛盾加大，环境资源的破坏，三角债的信用危机，下岗和失业日增，官场腐败等等，引发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从某种意义说“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状况十分严峻的时候”，这一结论发人深省。相应，20年来我国大力加强法治建设，立法已数以千计，各种行政法规、规章数万件，各方面的司法者、执法者似已达数百万之众，各种着装和装备不断更换升级普及，越来越庄严强大，威武、威猛、威摄；连年投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展严打专项行动，从重从快。被判刑者每年增长10%以上，大大超过每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其中1998年被判刑者同比增长30.76%（见每年的最高法院院长报告），2000年有64万多人被判刑；每年执行死刑数千人，超过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杀人、抢劫、爆炸、贩毒、走私等各种恶性案件连年大幅度增加；公安民警每年因公牺牲达500人，负伤6000至8000人。加上司法腐败，失业和下岗职工及农民外流的增加，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甚至愈演愈烈，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安定了。从某种意义说，社会治安是20年来最差的时期，我们大力加强法治建设，没想到事与愿违，我痛心疾首，忧心忡忡。 为此，我们应重新认识宗教对人们喻人为善的教化作用。长期以来，把宗教视为精神鸦片是不对的。贩毒者自已是不吸毒的，而传教者只有自已虔诚信奉教义，才可能感化别人。 我成此行的因缘 我的朋友陈晓东居士10年来不断深入藏地，考察佛教的各个门派，实证研究著书有，《宁玛的红辉》、《走进觉囊的法王》、《神奇舍利子》、《德格萨迦殊胜缘》，细读这些书使我着迷，给我打开了佛教之门，成了良师益友。 3月底，陈晓东陪广宗寺的悉星师傅专程来京，请启功先生为法尊法师提词，并携全家5月初去五台山参加大法会。为此，广宗寺给启功先生多次发函邀请，演明法师两次派僧人来京上门邀请，不巧均未能见上。我一向仰慕启功先生，3月25日下午就跟着他们去北师大的启功先生家。88岁的启先生深情回忆起自已4岁那年，由父母带到雍和宫皈依佛门。几十年来，除文革10年和现在年事已高之外，大都坚持每月初一和十五去雍和宫诵经，且能背诵许多高难的长经文，尽管如今脑力不支已背不了，但一心向佛的心却没有变。他说，法尊法师是他师傅的好朋友，当年常来雍和宫，很熟悉，一口答应提词。他说，近来身体欠佳，患有眼疾，手常抖动，握笔不稳，写字很吃力，近日为某教授执教几十周年纪念会提词，写了几天才完成，却仍答应我们3天以后去取字。他说，最近要为日本的博士生讲课较忙且腿脚无力，不便出行。悉星师傅再三强调，这次法会是全国的高僧大聚会，有不少七、八十岁的高僧与您认识，盼望能见您一面，因大家年事已高，以后很难再相聚了，机会难得；大家在一起诵经，肯定对您的眼疾和腿脚大有益处；已准备了最好的房间给您住，届时还派人来京接您。启先生很感动，表示争取去。 他侃侃而谈，聊了一个小时，正在兴头上，突然进来一位60来岁教师模样的人，大大咧咧地坐在启先生书桌对面的首座上，与启先生聊起来了，谈的都是一些七拉八扯不着边际的奉承话和调皮话。偏巧他就是启先生刚才说到的，为其提词的那位教授的儿子，看来他是这里的常客，似住在附近。好不容易等他们聊完，他得知我们是来求字的，很不高兴，用教训的口吻说，启先生写字很吃力，哪能随便提词，竟还这么急。看来，其父刚得了提词，他似自已挤上了公共汽车就不愿别人再上车了。启先生随即改口为，要我们3--5天以后等通知。他又得知，我们要请启先生去五台山，就不客气地质问我们，找过校党委没有？说是启先生和他父亲这两位大名人，不是随便谁就能请的，要经校党委批准才行，并向我们要名片。正巧我们3人都没有名片，平时不需要用这玩艺来交际，但此时却显得很土气、没身份，很尴尬。之后，他很冷淡，不再正眼瞧我们了。启先生也不再说届时争取去了。谈话已无法继续，我们只好告辞了。眼看好事已成，却在最后一刻被搅了局。 3天后没消息，我提议再去请求一下。他们说：“不必了，一切随缘。如果启先生提词，固然使大法会增色生辉；同时，这对启先生来说，他皈依佛门为居士已84年，给他一次为佛门作功德的机会，他的提词将印在上万本纪念册上，发行海内外；还将镌刻在广宗寺，和新扩建的法尊法师的灵骨塔一起，永远流传下去了。这是多么大的福报和圆满啊！”看来，佛家之人待人以诚，却不强求于人，更不趋炎附势。 他们离京了，我觉此事如果前功尽弃，实在太可惜了，5天以后，我忍不住去电话询问，启先生尚未提写。过了几天再去电话，他已无意于此了。启功先生作为当代书法大师，其艺术生涯似已到了尽头，这莫非是他最为传世的一次创作，我深深地扼腕叹息。 悉星师傅离京时，转而邀我携全家去五台山法会，且食宿费全免。竟要代替启先生？我哪里承受得起啊。况且1998年我在太原参加全国行政法学研讨会时已去过五台山；母亲一生清贫劳作，从不奢望什么旅游享乐，加上已80高龄，腿脚无力且心绞痛时时发作，平时上街都很吃力，更谈何出远门，担心有去无回，且又不信佛，再三拒绝此行。陈晓东又两次来长途电话相邀，我每天向母亲唠叼，这是应了启先生的因缘，多么荣幸和难得，必有益于健康，终于把她说动了，和弟弟一起，跟着陈晓东去了。没想到，母亲上山皈依佛门，接受灌顶，叩拜菩萨，回来后浑身是劲，腿脚利索多了，似年轻5岁，与出发时恍如两人，有幸被悉星师傅向启功先生许诺有益于健康的话言中了。母亲看了这段文字，笑笑同意。 此行耳目全新，感受颇多，受益匪浅。随手写上一些，供朋友们消遣共享。 阿弥陀佛！ （可附图：广宗寺景、 法尊法师像等；这次法会的不少照片，尚待扫描。） ------------------------------------------------------------------------- 附： 法尊法师简介 法尊法师（1902-1980）入藏10年，深得藏密精髓，穷毕生之力，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1357-1419）著作译成汉文；将唐代玄奘法师所译《小乘要典》中的二百卷《大毗婆沙论》，由汉文译成了藏文，填补了藏文大藏经中的某些空阙。堪称是沟通汉藏的一座桥梁，其功德实可比肩唐代西行取经的玄奘大师。 法尊法师，俗姓温，1902年生于河北深县。19岁在五台山广宗寺剃度出家，1921年在北京法源寺受大戒。1925年赴西藏求法，1933年回汉地协办汉藏教理院，一年后再度进藏。 他所处的民国时期，佛教界的状况令人忧虑，某种程度上如他一文所说：“在此世道浇薄，烦恼日盛，寺产封建，僧侣愚鄙，正法隐隐西沉之际，任谁欲想出而整顿改革，大非易易！”汉地这种状况，激发他去藏地求法的热诚，并对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及一系列著述情有独钟。 他撰有 《宗喀巴大师传》、《阿底侠尊者传》、《西藏民族政教史》、《从西藏佛教兴衰的演变说到中国佛教之建设》等译著，对汉地读者了解西藏大有裨益。他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藏传佛教的显密理论，和宗喀巴大师的重要著述，系统翻译介绍到汉地来的志士。 1956年，北京法源寺内创办了中国佛学院，他任副院长、院长。1980年他在北京广济寺圆寂，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主持追悼会。次年，他的灵骨送至五台山广宗寺建塔安置。 ========================================================================= ========================================================================= 关于佛教与基督教的2封信 阳子 俞梅荪 俞兄：您好！ 今天看到你在一家刊物上发的文章， 记述了你带母亲去五台山参加大法会的事。实际上， 我虽然在1996年信基督， 但也在将近一两年的时间里面认为佛教里面也有真理， 只是我当时确信耶稣基督的拯救是最好的。 如果仅从一些道理上看， 似乎两者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 甚至大部分道理都类似。 我1998年后开始明白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救主， 但我仍然认为不能说佛教里面没有真理。我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才彻底地认识到佛教是彻头彻尾地拜偶像的、为撒旦所用的一个信仰。我这样说不是胡说，完全是经过了理性思考的。这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每个从佛教信徒成为基督徒的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 这两个信仰不但不是"殊途同归"， 而是"背道而驰"的！ 现代的佛教徒经常称佛教是包容的， 不象基督教那样"狭隘"， 不容异己。 但那是谎话（连说这样话的佛教徒自己也被骗了）。 基督信仰是实事求是的，1加1只能是2，不可能是别的。 真理不可能是两个。上帝的荣耀只能归于上帝。 现代的佛教，偷学了不少基督教的东西， 比如， 看到基督教的唱诗很有感染力， 于是现代有些佛教的活动中也有歌唱和音乐（当然比那些传统的唱经要丰富些）； 现代的佛教也很注意象基督教那样重视社会的参与和形像； 甚至， 在阐述佛教的道理时，或多或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用一些基督教的论述方式和概念， 以便西方基督文化背景的人能够感到亲切，也是国内一些崇尚西方文化的人以为自己在佛教中发现了新文化的新大陆。 基督信仰与佛教绝非殊途同归。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神的拯救和耶稣基督的血不是白流的，而是宝贵的。那救恩也不是给每个人的， 而是给那些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拣选了的人的。 我们信主， 不是因为我们是个好人才信主的，而是因为我们本来是罪人才信主的；我们不是为了做好人才信主的，我们是为了得救才信主的；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就比以前更像个好人了，而是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而可以在神眼中被看作是义人。 在这样一封短函中， 不可能说太多。 其实， 如果你只要横向和纵向地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真理。 你看一看， 现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哪些是佛教国家： 尼泊尔、印度（佛教的精神和印度教是同源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 中国也算一个。 日本虽然佛教盛行， 但其国民精神支柱实际上是神道教（日本人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和中国先秦时的人们相类似）。 再纵向地比较一下： 佛教在汉朝开始传入中国， 隋唐时开始了与中国传统的冲突和合过程，唐朝时还有几个皇帝灭佛，到唐朝后期终于站稳脚跟，在宋朝佛道儒三教合一成为主流思想，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中国人就再没有好日子过了。 雍正后禁止基督教，中国重新走上一天不如一天的道路。 中国的情况并非偶然， 如果你有朋友去过印度和其他一些佛教国家就会知道， 在那里，人们是以乞讨为荣的， 就如释迦牟尼一样。 我知道你还让老母亲也去了，而且做了"居士"， 灵界的事情是不可以乱来的， 希望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要太晚！！！ 我说话是直一些， 大不了是得罪你， 但对你没有坏处。归根到底，我说的话可以不信， 但是要信那位神的话，也只有那位神才能让你归向他。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使徒行传4章12节 阳子 于2001年7月（此人目前在港学律师） -------------------------------------------------------------------------------------------------------------------------------- 阳兄：您好！ 近日回京见您信非常高兴，仔细重读，连同所附的几文，很有道理。特别是您对上帝的虔诚和对朋友是诤友的情怀，及对我的厚爱使我很荣幸和钦佩不已。 家母很赞赏您信中说：“我们信主，是因为我们本来是罪人，是为了得救。”她曾见有报道说，张学良先生亦是由原来信奉佛教，后改信基督教的。 1998年的圣诞之夜，应邀参加您在莫斯科餐厅的聚会，有幸与您结识。母亲常说，50年代我幼时，家父常带我光顾此地，因我幼时很好玩，被常来此聚会的苏联专家逗着玩耍，还送我一盒在当时很少见的巧克力。1957年我4岁时，家父在反右运动中含冤去世后，我未再来过此地，故莫斯科餐厅牵绕着我幸福的幼年，非同寻常。 这两年您不辞辛苦，为我传递上帝的福音，讲解圣经，带我参加各种基督徒的聚会，分别聆听美国、日本及外籍华人传教士的讲演，还带我去80多高龄曾为坚持信仰而坐牢20多年而享誉中外的袁牧师家，请他为我讲经说法，我时时被大师们的讲演和信徒们的见证及他们济贫互助的人和事所感动，结识了不少充满爱心的善男信女，感受到人间的真情和温暖，使我这个饱受冤狱之灾，劫后余生的人，在信仰危机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并和母亲皈依上帝，受益匪浅。 由于我长期搞法律研究，从管理国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发现宗教对喻人向善的教化作用，以及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们的安居乐业的巨大意义，总想写点什么来普及呼唤当局和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屏弃长期以耒人们对宗教的偏见，与人共享我的收获。我离开官场8年，仍得益于不少朋友的关怀和厚爱，其中大都是信教之人或崇尚宗教的，是性情中人，亦非官场中人。然我对宗教的认识毕竟才刚开始，只是在入口处洞见其盛行千年的光芒，尚未入门，亦不敢着手冒说。 这次五台山之行感受到佛教的力量，在谈起我对上帝的信仰时，几位资深佛教居士十分赞赏，并不排斥，甚至北京广济寺的一位法师学者在研讨会上读完佛学论文后，我向他请教时，他说基督教也应大发展，他并不知我信奉基督教。 回京后我向一家杂志社介绍了五台山之行，他们很有兴趣，但拒绝刊用我欲写一篇纪实游记，因怕有法轮功之嫌。然佛教界认为，法轮功是用一些佛教原理加以发挥而成的，其功力很浅，属旁门左道。由于正信的佛教知识不普及，才会有法轮功的盛行。据说几个月前，几位当年法尊法师的学生，现均已是七老八十的德高望重者及其弟子共10来人，在京某人家中聚会诵经，缅怀先圣。大概是被好事的街道管理员举报了，突然被警察查抄包围，几位高僧解说佛教常识和原理，警察怎么也无法理解其与法轮功的区别，幸好其中一位某省佛教协会会长并政协委员带着身居要职的证件，才使大家幸免被羁押的非难。据说国外把宗教常识作为中学生的一门课程来普及，并非是传教，从小了解各种宗教常识，为长大成人后是否信教打下基础，不会因为不懂而偏听偏信，盲目信仰。这很值借鉴。 尽管我无法发表什么游记，但还是按捺不住此行的兴奋，随手写了个很不成熟的观感，这也是您这两年为我传上帝福音的情感和思考的积累，仅E-meil给朋友们消遣共享。没想到几位朋友十分赞赏并鼓励我多写一些，有的还说要发表。我不知哪个刊物已经刊载了，也有人说在网刊上也见到了。看来，在当今的尔虞我诈，物欲横流，信仰危机的市场经济大千世界里，人们还是欢迎远离时髦时尚的传统的人文关怀的资讯和深沉话题，使我惊喜。可惜原稿很短粗浅，不成熟，接您信后我重写并扩充拙作，补充余意未尽的话题。如有空，我打算把这两年对基督教的见闻和收获写下来，以我的皮毛之功，说说宗教喻人为善，促进社会安定的作用。 正如您信中所言，在法尊法师学术讨论会上，有来自川西高原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的一班少年英俊男女的专业演唱团和一组来自天津的中青年居士的唱诗，很高雅，给人以美感，很有感染力，不亚于教堂的唱诗班。如果这是从基督教那里学来的，亦是好事嘛。回京后，我见那位32岁英俊的印泉法师（他在东海之滨的普陀寺出家，现考入北京大学宗教系读硕士）和几位年青居士在某家影像公司，把这次活动的全部录像带制作成光盘，由于公司老板是居士，则免费了。当今世界，科技发达自然促进了佛教事业，未必学基督教。当然，从广意上，是学了西方发达的基督教国度的先进方法。 7月7日晚，中央电视4台 天涯共此时 节目，介绍由证严法师创办的台湾佛教慈济骨髓捐献中心，现场报道浙江一位30多岁的农民患了白血病，危在旦夕之际，接受了一位台湾27岁的未婚科技人员捐献的1318毫升骨髓鲜血，空运来大陆，挽救其生命的全过程，这是1998年以来台湾向大陆捐献骨髓的第33例。约半年前，我见台湾在大地震的灾难中仍排除万难向大陆捐献骨髓的报道，可歌可泣。台湾有那么多佛家弟子无偿投身于这项爱的伟大事业，使人叹为观止。这也是台湾佛教界引入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提高了佛法普渡众生，献爱心的层次。正好半月前在上海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有人感慨道，只见2000万台湾同胞不断向大陆捐献骨髓，而未见13亿大陆同胞向台湾捐献骨髓的，而大陆的骨髓捐献互救的事还很少很不普及。 9月底《中国电视报》介绍，获“世纪健康老人”称号的福建漳浦县佛教慈善会会长蔡松苍，113岁1888年生。他饱经沧桑，曾屡受批判殴打致伤。其长寿之道是，胸怀坦荡，乐善好施，善于养生，生活有序。 在五台山之行与朋友们的探讨中，大家深感佛教和基督教等渊源流长数千年，有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和实践。同时，痛感盛行佛教国家的落后，和盛行基督教国家的强盛。也深感佛教中存在的不少问题，例如佛教存在着等级森严；佛法高深莫测，十分神秘；各种经典浩瀚，各路神仙门派繁多，人们难以涉入；一些违背佛法的敛财、蒙骗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不少骗子乘虚而入，穿着僧衣，手持伪造的某某山上的某某大寺院要建大塔的化缘证明，甚至还有中国佛教协会的介绍信，在北京走街窜户化缘骗人，有不少善良的老人上当受骗，捐出省吃俭用存下的几千以至上万元的保命钱，其实正是中国佛协和宗教局近年来三令五申，严禁各种形式的上门化缘；僧人与众信的文化程度大都偏低，等等，使之难以大发展。当然，这些丑陋现象，在基督教等其它宗教里固然也有，但相对要少得多了。 一位与会的马来西亚古晋佛教居士林林长，著述颇丰的学者蔡明田居士对我说，"大陆目前盛行百姓众信向寺庙乞求神灵保佑某个具体事情，并且供奉（即捐钱），僧人向众信摸顶灌顶，似能解决各种问题，成了一种世俗交易行为，似乎成了佛教的全部活动。而佛教原本是无功利的，是喻人向善的一种观念和修行。"他在大陆常接触一些高僧，但谢绝为他摸顶灌顶，觉无意义。（注：居士林是未出家的在家佛教徒即居士们的活动场所，五台山居士林能住数百人，类似宾馆，亦是这次大法会的场所。北京的居士林在西安门，其林长是80多岁的杨德能居士，他是法尊法师的学生）。 基督教上下几千年的精髓，尽收录在一本圣经之中，透明普及，准确无误，容易研读和修行，体现了平等自由等现代文明，成为西方各国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基础，故在全世界得以大发展。近年来在我国发展很快，北京、上海的教堂常常爆满，去年我的一位老同学下午去做礼拜，等了2场，到晚上8时才得以进入教堂。有不少外企老板把基督教作为维系我国员工的感情投资和企业文化，着实吸引了不少年青人。 今年是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来北京400周年纪念，1582年他奉派从意大利来华，先在广东肇庆传教，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京，向朝廷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同天主教相融合，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和礼部右侍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书，是我国最早的几何书。徐光启向他学习研究天文、历法、数学、测量、水利等西方科技知识，成了明代大科学家。利玛窦墓，在车公庄大街北京市委党校整洁优雅的大院里，我常经过，保存完好，说明共产党并不排斥宗教。911事件后，在世界反恐怖中，特别是10月7日美国向阿富汗开战以来，在巴基斯坦、印尼及许多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基督徒处境艰难，战争和民族主义狂热殃及了无辜。 上帝保佑，阿门！ 俞梅荪于2001年10月10日 =============================================================================== =============================================================================== 关 于 佛 教 与 科 学 的 信 梅荪兄： 你Embil给我的五台山一文看过，好句不多。 最好的是：“宗教治本而法治治标”一节中的“向人们宣传法治，告诉人们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然人们往往大都记住了权利而忘了义务，并千方百计地依法扩大其权利和规避法律，缩小其义务，法律常常成了人们钻营权利和寻租的工具，成了司法者乘人之危宰人的利器。例如，请律师要钱，高水平的律师则要高价；到法院起诉要钱，依法诉讼的每一步都得钱开路，给了公家还得给私家，钱少了还不行，造成有钱有势才能打得起官司，打得嬴官司，才能得到公平。如遇法官或律师瞎对付的，即使花了钱，仍得输官司。百姓自然打不起官司也就无法奢望什么公平。权钱交易又造成新的司法腐败，人们更加打不起官司，进而使社会更加不公，恶性循环。” 你母的健康好转，其它方法，如旅游，也能有效。 另外，你写道：“联波活佛的灌顶法会，……佛法无边，天赐甘露……”。 喂！老兄，你这样，太牵强附会了吧。这样的晴雨天气城里就有，何必要跑到五台山才能领略？我们还要气象工作者吗？ 航空与航天，都要看天行事的。那么多代表人类智慧的最新结晶，按你文章的逻辑，要靠宗教来参加？ 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靠什么救她？世界的新科技、新经济、民主和自由的潮流已如此高涨，人类发展的过程，早应该让我们明白了。前苏联就是一个榜样。 你有没有听说过中国的几十年来的冤假错案中，曾有佛教徒、或者有人从佛经里得到过启发，为别人而站出来说半句话的？几千年封建主义的流毒，哪有佛教徒敢于叫板的？多数佛教徒，在为自己的来世，为个人的下一辈子，而修练！就这一点言，它比基督教差了点（我不是基督教徒）。中国民众可能需要一个宗教，但愿不是佛教。“自由、平等、博爱”更让人能接受。 “一本书主义”，在1976年前是饱受批判的。五十年代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女作家丁玲，曾对青年作家们讲话：“一个人要是出了一本书，就不会被打倒。”这是老一辈作家总结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作家的命运，关心后生的忠告。事实证明有局限性，她被毛泽东的反右否定了。如果说，再补充为：“一个人要是出了一本民众需要的书，就是被打倒了，也会有翻身之日。” 丁玲之辈的命运，倒可以为之注释。 我以为，宗教可以成为个人休养的方法，请不要扩大它的作用。它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从一年四季的轮回，想到人生的轮回。看不到大自然的原动力，就猜出有另一个世界。一个世纪前，工业革命到来，人们开始把宗教降低为个人休养，已不是救国良策了。现在已到了信息革命时代，我已觉得跟不上，要多学习。望你能在计算机和法律等方面多花点时间，这是你，或者我们民族还有点希望。 高达（上海国际旅行社英语导游） 2001年7月27日 ------------------------------------------------------------------------------------ 高达兄：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和诤友的情怀，以后我的文章都要请您不吝赐教为盼。 爱因斯坦说过：“洞察生命的神秘，虽然可能伴随着恐惧，却会引发信念。要懂得我们无法透视的事物确实存在，把自身展现为最高的智慧和最绚烂的美，我们的才干只能了解其最原始的形态。这知识，这情感，就在真正虔敬的中心。” 对一些奇异现象，我也难以置信，问题是我们不信的东西，可能未必不存在。21世纪是现代科学昌明的时代，却仍有难以置信的愚昧与发达的高科技的进步并存。 送上我给阳子的复信，请予指正。 梅荪拜托于10月16日 （共计14335字） ============================================== 俞梅荪 经济法学副研究员、神州画报副总编、东西部经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2000年在报刊上发表各种法律文章30余篇（次）。 100037北京市北洼路44号6门, 宅电68421038、68250565 Email：msh@publica.bj.cninf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