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驹过隙，岁月流光。一转眼，达缘师在普陀山住了近十年了。
　　金山县政府宗教局和县政协数次来普陀山礼请达缘师，两位局长大人亲自出马，县政协把县政协委员的头衔都给达缘师准备好了。金山去的人告诉达缘师，基督教在金山发展很快，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加入做礼拜的不计其数，少说也有四五千呢，相比之下，佛教的影响可就薄弱多了，不平衡了，县里想扭转这一局面，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金山没有一个像样的当家人呀!你弥陀是我们金山人人敬重的老和尚，你老人家一定要回金山来主持佛教事业呀!
　　达缘师坐不住了。他想，自己来普陀这么些年，把一个梵音洞和善财洞从无到有建设得像个样子了，而老家也正需要自己，看来是到了该走的时候了。于是他去跟妙善方丈辞行。方丈不同意他离开普陀，说你是梵音洞和善财洞的当家人，怎么可以说走就走呢。他喏喏而退。过一段时候，他又去见妙善，说自己七十岁了，让我退休吧。他心里想，退休了，我总可以想去哪就去哪了吧。妙善却说，和尚哪有退休的？不行，你不能退休。后见他真的不想干了，就说，既然这样，你是为修复普陀山立了功的，你就去杨枝庵安养堂颐养天年吧，那里的条件也比较好一点。
　　达缘师就去杨枝庵安养堂报了到。安养堂是普陀山庆耀法师负责筹建起来的，一开始设在法雨寺，几年后迁到杨枝庵，那可不是个随随便便谁想去都可去的地方，必须是寺院当家或在本山住满十五年、七十岁以上的老师父，才有资格进入。那里条件也确实不错，待遇也高，除管吃管住，每月还发一笔比较丰厚的退休金。他在那里只住了一个星期，就来个不辞而别，放弃了令人羡慕的待遇和环境，自己买张船票跑回金山去了。
　　金山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庙宇，据清光绪《金山县志》记载，那时全县有寺庵五十座。进入新时代后，经“土改”、“四清”和“文革”等运动摧毁，数十座寺庵无一幸免，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仍连一座都没修复起来，怪不得县里要把达缘老和尚给请回来!达缘师回到老家后，一开始连个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他想回性觉寺，可此一时彼一时，这所他在四十年代一手恢复起来的江南名寺，早些年已被一家工厂占用了。
　　跟方方面面交涉无果，他只好先住进金山新农乡五龙寺旧址，筹划着先把这座小庙给修起来。这里原是一座神庙，主殿供奉宋代名将施谔，配殿供奉关公、岳飞，约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清同治、光绪年间(1870-1880)曾重建，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被毁，后来一度变为一所小学的校舍。
　　关于五龙寺的来历，当地还流传着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的是某朝一个妃子生下了一个肉球，不敢让皇帝知道，装进一个木箱，扔进一条河里，任其随流漂泊而去……漂到五龙江今日五龙寺这个地方，有个渔民从河里捞上个木箱，发现里面有个肉球，剖开一看，里面竟然有个活婴，就收养下来。婴儿逐渐长大，十分感激养父的生养之恩，却从来不喊父亲。十三岁那年，养父希望无论如何能听到小孩叫他一声父亲，小孩勉强喊了声爸爸，养父听了十分欣慰，但没多久就得病死了。小孩成了孤儿，卖掉家中渔船，安葬了养父。因生计无着，他白天要饭，晚上就住在五龙庙里。有一天，邂逅一位大户人家的吴小姐，小姐被他不凡的气质所吸引，决然以身相许，跟他结成了患难夫妻。后来又经种种曲折，跟皇帝父亲终于见面团圆。当地有一出名为《王五买父》的戏，演绎的就是这个流传民间的故事。
　　达缘师来到五龙寺后，住在一个借墙而搭的小屋里，说是小屋，倒不如说是个临时搭建的蓬子更确切一点，阳光照不到这里面，大白天也很阴暗，在这篷子下面，有一口水井，提水足不出户，用水倒是够方便的!在这口水井边上，达缘老和尚天黑躺下睡觉，下半夜一二点钟就起来拜佛，白天为修庙不停奔波。
　　因寺院荒芜多年，原址上已住了数户人家，达缘师首先不得不筹措相当一笔款子，把占地的农户搬迁掉。开工了，达缘老和尚每天都在工地上和建筑工人一起干活，他好像全然忘记自己已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五龙寺建筑还没全部完成，他又同时开始着手修复金山县原规模最大的松隐寺。
　　松隐寺寺位于金山松隐镇北，元至正十二年(1352)由僧人德然(？-1388)所建。德然为华亭(松江)人，字松隐，一子唯庵，据传七岁能诵《华严经》，受戒于杭州天龙寺，为高僧石屋禅师僧珙器重，至正八年(1348)回华亭郭汇之南结茅而居，三年足不出户，受到乡人尊重，募资为其建立茅庵，以“松隐”名之，后乡镇以此得名。洪武十七年(1384)，德然建成七层砖木塔，发心刺指沥血，请高僧道谦以血书写《华严经》八十一卷，藏于塔内，其时天雨宝花，纷纷郁郁盘空而下，众皆惊骇，远近轰动，塔亦以“华严”为名。
　　明正统十二年(1447)，主持僧道明扩建寺院，奏请朝廷，得英宗皇帝御赐寺额“松隐禅寺”。
　　清代该寺香火依然十分旺盛，山门上悬额“浦南第一山”，有清代词人作《春日登华严塔》咏之：“晴日浮图倚碧空，危栏曲磴势玲珑。邀天花雨梵音外，近市人烟落照中。”至民国年间，在蜀僧智超禅师主持下，堂殿佛像屡加修饰，诵经之声不断，香火愈加鼎盛。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善仔兄弟曾来此拜佛，挥毫泼墨留下了丹青精品。
　　达缘师刚来到这里时，寺院里一片荒凉，野草长得有半人高，住在里面的几户农民，自搭了数个猪圈、羊棚和鸡鸭孵卵房，把个昔日的清净之地弄得像个饲养场。听一位名叫阿大的当地老乡说，她是最早跟着达缘老和尚来修复松隐寺的，这里的工作可难做了，有的人不肯搬迁，还一次次对达缘师父破口大骂。光是一只羊棚，赔了又赔，一共赔了三次!刚来时，达缘师连个睡觉的地方也没有，就天天从五龙寺走过来，来回十几里路。常见他买个白馒头，放在口袋里，就当早饭吃。那时生活上没有任何条件，大伙弄个煤油炉，烧点白饭，一两根腌萝卜干，就把一顿午饭给打发了。有时候，大家还挑地里的野菜吃。记得那时买上一块钱豆腐，我们要吃上三天呢!几个人吃？喔，五、六个人。达缘老和尚啊，他也在这五、六人之内，跟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要我们给他任何一点点特殊照顾。
　　值得一提的是，松隐寺开始修复时，达缘老和尚还亲去宁波七塔寺，将一位当代真正有修有证的大德桂仑老法师(1907-1999)请来金山，在松隐寺安扎助阵。桂仑法师俗姓杨，四川德阳人，家境贫寒，一条腿从小患有重症无钱医治，十五岁时疮口感染危及生命，不得已将病腿锯掉，后装了一条木肢，可勉强行走。十七岁在重庆二郎庙出家，跟双白师父四处化缘，被人称为木脚和尚。一九四二年，桂仑由四川辗转去普陀山朝圣，甚有感应，接着乘船到宁波，进宁波城最大的寺院七塔寺挂单，在圆通殿叩拜千手观世音菩萨像时，发现跟普陀洛迦山水影中显现的观音像一模一样，即感悟到自己跟这里有殊胜因缘，于是在这里长住下来，这一住前前后后就住了五十多年。桂仑虽没读过书，但有一次深入禅定后，眼前忽然显出斗大的字来，从此就可识得经文。多年来他严持僧戒，过午不食，长期禅坐，夜不倒单。他在江浙沪一带信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有人来请教佛法，他随口应答，句句皆蕴佛法真谛。也常有人来请他看病，他手敲竹罄板，口中高诵“观音观音”，往往就音到病除。一九八六年，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在北京听上海去的郭居士详谈桂仑事迹，心生欢喜，次年便抽空去宁波七塔寺看望桂仑，两位同庚老人晤谈甚欢，朴老还特意作诗《一九八七年在宁波访七塔寺所作》，盛赞桂仑法师。桂仑法师在金山松隐寺住了一年才返回宁波七塔寺。多年来因腿脚不便，桂仑很少离开宁波，更很少在外面住这么长时间，由此可见他对达缘老和尚和松隐寺真是特别看重。
　　苦干数年，达缘老和尚凭着他在方圆数百里的崇高威望，募集资金千万元，在野草丛生的荒地上先后建起了围墙、山门，陆续修缮了大殿、藏经阁、念佛堂、斋堂和寮房，重建了放生池，一座巍峨庄严的松隐寺重新屹立在世人面前。
　　修复华严塔时，为保证从地宫中取出的血书《华严经》和几尊古佛像的安全，暂时送到县博物馆，请他们代为保管一下。不料塔修成，达缘师想把血书《华严经》装回去，县博物馆竟说你们寺院没有条件保管，还是由国家保管好，不肯拿出来了。达缘师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他对正在身边的弟子礼弘说，是我把血书《华严经》从塔里拿出来的，现在如果不能放回去，我怎么对得起松隐寺和华严塔呀？他好几天睡不着觉，想来想去，决定自己写一部血书装进塔里，来弥补这一过失。他找了一把刀，交给礼弘说，你帮我割一刀，让我写血书。礼弘下不了手。达缘师又说，要么，我自己把手指头咬开？礼弘忙说，师父，你不要咬不要咬，让我想想办法，一定完成你的这一心愿。他就去枫泾医院找了个护士，为达缘师抽取了一大罐鲜血，并作了防凝处理。达缘师根据弟子的建议，用毛笔沾血书写了华严经经名，签上自己名字，卷起来装进宝塔，完成了这一壮举。还剩不少血，达缘师就写了不少“佛”字，送给他的弟子们。
　　松隐寺里有两棵高大的银杏树，树龄六百多年，雌雄对峙，在过去的年代里，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寺院荒废无人时，曾有人看见有大蛇从东面那棵公树的树洞里出没。其实，就算真的有蛇，你不惹它，它也与人无碍，可是有位党员同志却自告奋勇要“为民除害”，拿起木棍，驱赶大蛇，木棍打不着，就用稻草塞进树洞，点火熏赶。只听轰的一声，稻草燃起大火，烟火直冲树梢，将树也烧着了。等县里的救火车开来用水扑灭，大树躯干已被烧成焦炭矣。公树既死，母树从此也不再结果。奇怪的是，十几年后，达缘老和尚将松隐寺修复之后，那棵死去的银杏居然又活了过来，而且一年比一年长得茂盛，母树到了秋天，又开始结出了累累白果!有人问达缘老和尚这是怎么回事？老和尚告诉他们，藏身在那棵树里的，可不是一条普通的蛇啊。据寺院炊事员说，有一次打雷时，他亲眼看见有一条龙从树丛里飞出来，直窜天空!
　　松隐寺基本修好，达缘老和尚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性觉寺重建工程。对这所五十年前曾由自己一度修复的寺院，他倾注了特别的感情。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他发觉现今修一座庙的难度，比五十年前不知要艰难多少倍!那时，整个枫泾上至镇长下至普通居民，家家户户都鼎力相助；而现时，寺院已为一家工厂所占，你一个无权无势的孤老头想把寺院要回来，谁买你的账？
　　一次又一次碰壁，碰壁，万般无奈之下，从不屑走也不愿走“上层路线”的达缘老和尚，破天荒走了一趟“上层路线”，专门去北京找了出生枫泾的朱学范，向这位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老同乡倾诉遇到的难题。朱学范动情地对他说：“弥陀老，你是我们国家的宝啊!你这么大年纪还为家乡修庙的事操劳奔波，我太过意不去了。我看你正在作的是一件大好事，也是符合国家政策法令的，我会给当地政府写封信，敦请他们尽力支持这件事。”朱老安排达缘师在北京玩几天，让老和尚游览了天安门、颐和园等首都景点。当达缘师回到老家的时候，县政府主动跑来告诉他，你的事情解决了，那家工厂所占的寺院旧址，规划中以后要建公路，修庙跟规划有冲突，决定由县政府批准，在枫泾镇北面划出三亩地来，给你在这块地上重新造个性觉寺出来!
　　无偿划拨三亩地，这大概算是给北京高官过问此事的一个交代了吧。这三亩面积的依据，据说是丈量了原性觉寺的房屋建筑后得出来的。而原寺院实际占地面积，至少有十几亩呢。既然易地重建，光靠这三亩地显然是不够的，但好在已经开了个头，路算是走通了。达缘师积极募集资金，设法把这三亩地周围的一些地皮也买了下来，然后正式平地建庙。
　　性觉寺建造中的种种曲折辛劳，在此不一一细叙。
　　继性觉寺基本建成，达缘老和尚马不停蹄，又开始修复万寿寺。
　　万寿寺始建于宋淳熙六年(1179)，原名仁寿院。宋元后多次修缮扩建，至明初占地达二十四亩，规模相当宏伟。明正统九年(1444)改名万寿寺。“文革”中被全部拆除。
　　万寿寺修建中的几多辛苦几多愁，这里亦不赘述。建成后的万寿寺，位于金山石化生活区，寺院里花草丛生，绿树成荫，环境十分整洁，成为金山石化居民闲来闹中取静、感受生活另一种情调的一个好去处。
　　数年前金山县政府搬家后，又允达缘老和尚在县政府原址边上，重修东林寺。东林寺原在朱泾镇东林街，古为凤翔里，乃市肆热闹之地，始建于元至大元年(1308)，数百年来香火旺盛，尤以清乾隆、嘉庆年间为甚，每到农历八月初一，东林寺开香市，近旁街巷人潮汹涌，佛殿里面人满为患，一直要过了中秋，才渐趋平常风光。清道光年间，曾两次失火，幸得重修。上世纪三十年代，尚有常驻僧十一人。进入五十年代，寺内六名僧人全部强迫还俗，寺院成为一个空壳。“文革”中又遭毁损，直到九十年代，还剩下一座三百五十平方米的大殿，维持着它以往繁盛的空名。
　　着修复后得以开放的东林寺，围墙里的圆通宝殿，妙相庄严；围墙外的一幢寮房，乃为一所民房，与其它民房交错在一起。因这里地处金山闹市，虽然围墙里面大方青石板场地面积不大，每天来这儿烧香拜佛的信众依然不少。达缘老和尚很想按历史上的规模，扩建东林，但当地动迁要价很高，要全面恢复以往庄严肃穆的面目，恐怕还需要一定的时日。
　　从一九八九至今的十几年时间里，达缘老和尚在金山基本修复了五所寺院，募集投入的资金相当可观，不仅极大地造福于当地百姓信众，有力促进了金山本县佛教事业的发展，对整个上海及周边地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