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孔夫子的这个教言，是从广义上说的，意思是一个人要善于发现、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哪怕他这样的大学问家都不例外。从特定的意义上说，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师传，或宽或严，或松或紧，但行行拜师收徒都有一定的规矩。师道尊严，尊师重道，严师出高徒，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等等，这些流传千年的俗语，反映出一种民意，即拜师是件大事，弟子一旦拜了师，对师父是不能不尊重、不恭敬的，更不要说是轻易背叛师门了。闽居士自己是个修行人，她在下决心拜大小孩前，征求了五位高人(高到什么程度暂不去管他)的意见，也足见她对拜师这件事的重视，否则，自己一个人拿定主意不就行了？
有意思的是，五位高人(大概都是出家人吧？)都不赞成她拜大小孩为师。也许各有各的见地和理由，但有一点也许是共同的，即他们都不认为有必要拜一个在家人为修行上的师父。
应该说，在佛法的修行上，出家人确有其在家众不可比拟的优势和功德。出家修行，在释迦牟尼之前的古印度，吠陀时代即已有之。佛法上所谓出家，其本意是指出离家庭生活、专心修行佛法；出家要远离世俗之尘，故出家又称出尘；出家要剃落须发、抛弃服饰，穿着坏色缁衣，故出家又称落发染衣，出家人后来也因之被称为缁衣。一个人若能舍弃家庭、财产、恩爱而出家，与世无染，专心修道，相对浸淫于世俗红尘中的在家人，自然更容易在修行上获得成就。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弃王子之身而自剃须发潜心修道并怔道，就为后世树立了舍弃俗世出家修行的崇高典范。释迦牟尼怔悟明道后，又担当起人天导师的责职，讲经说法，言传身教，为无数众生指点迷津，指引佛道，为后世树立了以佛法教化民众的光辉榜样。
因此，谁若想在佛法的修行上寻找导师，首先把寻盼的眼光瞄向出家人队伍，这是顺理成章的，也是很自然的。
不过，要在佛法修行上能担当起众生的导师，并非只要穿上一件缁衣就可应命的，对大多数出家人来说，恐怕还差得很远。即使你已经拥有了某种很响亮的名头，即便你嘴上也能说得头头是道，你若缺乏对佛法的正知正见、尤其是缺乏内在的怔悟，你不可能是一个称职的指导师。
反之，如果谁具足了对佛法的正知正见，尤其是已达到一定的怔悟之境，那他哪怕只是一个在家人，同样有资格指导别人的修行。当然，这样的人在释迦牟尼时代就十分稀有，在当今时代更是凤毛麟角，打着灯笼没处寻。
在释迦牟尼时代，维摩诘居士就是这样一个在家修行的大成就者。据鸠摩罗什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记载，维摩诘“已曾供养无量诸佛，深植善本，得无生忍；辩才无碍，游戏神通，逮诸总持；获无所畏，降魔劳怨；入深法门，善于智度，通达方便，大愿成就；明了众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别诸根利钝，久于佛道，心已纯淑，决定大乘；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仪，心大如海，诸佛咨嗟！”为了方便摄化众生，他上自军政，下至酒肆，广泛地参预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当维摩诘示现有病时，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婆罗门等皆来问疾。维摩诘现身说法，要问疾者认识为苦、为恼，众病所集，教导他们应以速朽之身，勤修如是胜行，饶益众生，获成佛的清净庄严之身。
这时，释迦牟尼佛委派小乘弟子中的舍利弗前往维摩诘处问疾，舍利弗辞以不能胜任。又遣大目犍连、大迦叶、须菩提等，皆辞以不能胜任。原来，维摩诘以往曾向他们提出过问难，相与辩析，皆为维摩诘所挫败。五百小乘弟子无一敢往。释迦牟尼又遣大乘弟子弥勒、光严、持世、善德前往问疾，他们都有舍利弗等的类似遭遇，也辞以不能胜任。最后，佛遣文殊师利前往问疾。时八千菩萨、五百声闻、百千人天，皆欣然从往。于是，维摩诘在众菩萨和人天等面前显种种不可思议胜境，通过与文殊师利的机锋辨析，阐述种种佛理，并最终以神通力持诸大众一起来到释迦佛跟前，直接听佛开示大法。值得注意的是，释迦佛在说到法供养最胜功德时，提出了“四依”、“四不依”的原则，即：“依于义，不依语；依于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于法，不依人。”后来佛陀在临近涅槃时，又再次强调了这四种原则，这也可视为他留给弟子们和后人的重要遗言之一吧。
释迦牟尼佛对维摩诘长者评价极高。维摩诘这么一位拥有妻子眷属的在家居士，其学行、境界居然能够超越那么多罗汉与菩萨，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点违背常理，而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在家长者，相传他是过去金粟如来的示现，这一世是从妙喜净土乘愿而来，现居士身而来度化无量众生。以四依、四不依而论之，就更没有理由仅凭身穿缁衣还是白衣，来判定有无摄受弟子、传导正法之资格了吧？
《华严经》中《入法界品》里善财童子的故事，是很多人都熟知的。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教导启发下，南行一百多座城市，广泛参学，最终成就佛道，其参学的善知识多达五十三位，故被称为“五十三参”，在其参学对象中，将近一半是在家的居士，如国王、长者、王妃、医师、船师、童子师等等。善财童子“入法界”的经历，也足证佛法要得到弘传，在家善知识的重要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在中国历史上，修行有成并为弘法利生作出一定贡献的在家居士，也为数不少。例如，梁武帝时代的傅大士(497-569)，名翕，号善慧，浙江义乌人，十六岁娶妻，生有三子。二十四岁时，与人同到河中漉鱼，却向水中祝愿说：“去者适，止者留。”人或谓之愚。有一年遇来自印度的高僧达摩嵩头陀，问他：“我和你在毗婆尸佛前一起发誓下来度人，今兜率宫里衣钵还见在，什么时候回去呀？”还叫他观看水中倒影，果然见有圆光宝盖显出，让他回忆起前生的事情来了。遂应嵩头陀之指点，入松山双树下结茅庐修道，昼则劳作，夜则行道，如是苦行七载。一日禅坐之际，忽见释迦、金粟，定光三佛，遂开始开坛讲法，自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东阳郡太守认为他妖言惑众，将其关押。傅翕在狱中二三十天不吃不喝，依然身健如故。太守惊为神人，把他放了。傅翕由此名声大振，被尊称为傅大士。
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虔诚信佛著称的皇帝，傅大士给皇帝写了一封条陈，派弟子傅暀送去，条陈中说：“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今欲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亡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略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俱禀六斋。今闻皇帝崇法，欲申论义，未遂襟怀，故遣弟子傅暀告白。”梁武帝对此条陈很欣赏，就请傅大士进京相见。见面后，武帝问他：“师事何人？”他答道：“从无所从，来无所来，师事亦尔。”昭明太子问他：“大士何不论义？”他答：“菩萨所说，非长非短，非广非狭，非有边，非无边，如如正理，复有何言？”武帝又问：“何为真谛？”他答：“息而不灭。”又问：“若息而不灭，此则有色，有色故钝。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答曰：“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武帝点头道：“居士大识礼。”他说：“一切诸法不有不无。”……梁武帝自认为对佛法颇有研究，跟傅大士一番对答，说到后来，也默然无语了。次年春，梁武帝又把傅大士请进宫里来讲经。皇帝到场后，王公大臣全体起立，唯傅大士端坐不动。御史前来诘难，他说：“法地若动，一切不安!”有一次武帝请国师宝志和尚讲《金刚经》，国师推荐傅大士来讲。只见傅大士升坛就座后，举起惊木一拍，就下了座。国师问梁武帝：“陛下懂得这意思吗？”武帝莫名其妙地说：“不懂。”国师说：“大士讲经完毕。”
傅大士作的几个偈语，不仅为武帝称许，更令禅学后人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猛风不动树，打鼓不闻声，日出树无影，牛从水上行。
陈太建元年(569)，傅大士闻知嵩头陀于柯山灵岩寺圆寂，便对身边弟子说：“嵩公在兜率等我呢，我也不可久留了。”在安排身后之事时，有弟子问：“诸佛涅槃时皆说功德，能告诉我们师父您的来处么？”他遂说道：“我从第四天来，为度汝等，次补释迦。《大品经》云：有菩萨从兜率来，诸根猛利疾与般若相应，即吾身是也。”言毕趺坐而终。照此临终所说，傅大士实乃弥勒菩萨乘愿而来的啊!
又如北宋时当过宰相的张商英(1044-1122)，字天觉，号“无尽居士”，四川新津县人，自幼锐气倜傥，可日诵万言。十九岁赴京赶考，途经一向氏人家，该主人夜梦神人来报：“明日接相公。”次日果相遇，向家深以为异，当即约定，等考完后就把女儿嫁给他。
初任主簿（州县典领文书的职务）时，偶入僧寺，看见藏经梵夹，金字齐整壮严，脸上顿时色变，感叹道：“我孔门圣贤之书，为何反不如胡人之教受人仰重？”至晚回到家里，夜不能眠，遂研墨吮笔，欲著《无佛论》。夫人向氏得知此情，劝说道，“既然无佛，何论之有？要著有佛论还差不多吧？”张商英犹豫一会，也便罢了。后至一同僚家，见桌上一本《维摩诘所说经》，信手翻阅，读到“此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句，感慨不已：“胡人之语，亦能尔耶？”于是借回家中，静心阅览，由此而对佛道升起敬信。
宋神宗时，经王安石推荐，升迁监察御史（掌纠察、弹劾百官之职），不久，因意不合遭贬。张商英在贬官途中朝拜了五台山，有灵验，捐塑文殊菩萨像一躯，供奉寺内，并撰《发愿文》曰：佛菩萨真智通一切世界，而我等俗垢已深，伏愿佛菩萨摄入悲宫，接归智殿，等等。不久，值天大旱，入山祈雨，三度皆验，遂闻名于朝。
元祐六年（1091），转江西槽运使（负责水陆粮食运输）。张商英在此先后谒见了东林觉总禅师、兜率从悦禅师等，后来又遇到觉范德洪禅师，参学中，深契佛法宗旨。
大观四年（1110）任宰相，是年六月，天久大旱，乃受命祈雨，晚忽雨，宋徽宗大喜，赐以“商霖”二字。他当宰相后改革弊政，力劝朝廷抑制奢糜，就连徽宗对他也不无敬畏，修葺皇家升平楼时有所收敛。
当时，韩愈、欧阳修等一代名流极力排佛，张商英著《护法论》，驳斥了这些人种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他高度肯定佛教因果报应说，通过对释、道、儒三教之比较，以药石治病为喻说：“儒者使之求为君子者，治皮肤之疾也；道书使之日损、损之又损者，治血脉之疾也；释氏直指本根，不存枝叶者，治骨髓之疾也。”认为佛教比儒道二教明显要高出一筹。
同时，针对宋代寺院经济世俗化引发的诸多弊端，他也对出家人“今不及古”的现象表示忧虑，认为有些出家人“今则鱼目混珠，薰莸共囿，羊质虎皮者多矣。”他也看不惯某些寺院上层僧侣为个人名利热衷钱权交易的丑行：“所守如尘俗之匹夫，略无愧耻，公行贿赂，密用请托，劫掠常住，交结权贵”。在其所撰《抚州永安禅院僧堂记》中，更尖锐抨击了寺院上层对物质享受的极度追求：“所谓堂殿宫室之华，床榻卧具之安，毡幄之温，簟席之凉，窗牖之明，巾单之洁，饮食之盛，金钱之绕，所须而具，所求而获。”宋代是佛法诞生之后，历经正法时代、像法时代而进入末法时代的转折点，佛陀在世时预言过的这一历史趋势，不可避免地到来了，但张商英以其朝廷重臣的特殊身份，为扭转这一颓势而大声疾呼，还是起了一点正面作用，其虽为白衣，其精神操守更是比某些身穿袈裟者不知高过多少倍矣!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为师，可以为鉴。曾有当今大德把正法时代概括为禅定坚固时代，人人欢喜参禅、习定、修定力，很多人当世得大成就，这个时代有五百年(也有说是一千年)；之后出现的像法时代，可概括为寺庙坚固时代，人们踊跃欢喜造庙、造佛像、建寺院，那时在很多地方造了很多寺庙，这个时代有一千年；再往后出现的末法时代，其时代特征是斗争坚固，国与国斗，家与家斗，人与人斗，畜生与畜生斗，鬼与鬼斗，到处充满斗争，斗个不亦乐乎，这个时代据说有一万年。当今进入这个时代已有一千年了，能不能说，像白衣宰相张商英抨击过的那些五浊恶世中的种种丑陋现象，在当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