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 奇 舍 利 子
7．太虚大师和他倡导的“人生佛教”
当今时代，为国家的平安昌盛，为百姓的丰衣足食，让正信的佛法能为更多的人闻听摄受，应当不是无益的。为此，高僧大德的宣教说化与身体力行，不可或缺。不过，在当今这个充斥着物欲和躁动的时代，真正的而不是名义上的高僧大德，实在太少，更不要说是能涉世担任人天导师者了。值得一提的是，一代佛教领袖太虚大师（1889-1947）积极倡导的“人生佛教”（今又称之“人间佛教”），以及他毕生行之不倦的僧迦教育和佛教改革活动，为如何使佛教既适应新的时代脉搏，又能保持佛法的传布和延续，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太虚大师俗姓吕，浙江海宁人，出生才八个月父亲就一病身亡，四岁，母再嫁，他从此由外婆抚养，九岁那年跟外婆朝过九华山，十岁又朝普陀山，对宁静的寺僧生活十分歆羡。十三岁，进镇上的百货店作学徒，曾因患病被店中辞退。十六岁，智识渐开，萌生出家之念，想去普陀山，却搭错了去苏州的船，由平望下船，找到小九华寺的士达和尚，陪着去了苏州灵岩山的一个小庵中给剃了发，法名唯心。几个月后，士达和尚将他领至宁波玉皇殿奘年老和尚处学法。奘年老和尚对他慈爱有加，带他去镇海看病疗疾，并为他立表字“太虚”，不久又陪他去宁波天童寺八指头陀寄禅座前受了比丘戒。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冬，太虚大师在浙江汶溪西方寺阅《大般若经》时，顿然开悟。他后来在《我的宗教经验》一文中描述过那时的感受：
看了个把月，身心渐渐的安定了。四百卷的《大般若》尚未看完，有一日，看到“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过于涅槃者，亦不可得”！身心世界忽然的顿空，但并没有失去知觉。在这一刹那空觉中，没有我和万物的世界对峙。一转瞬间明见世界万物都在无边的大空觉中，而都是没有实体的影子一般。这种境界，经过一两点钟。起座后仍觉到身心非常的轻快、恬适。在二三十天的中间，都是如此。
《大般若》阅后改看《华严经》，觉到华藏刹海，宛然是自心境界，莫不空灵活泼；从前所参的话头，所记的教理，都溶化无痕了。……我原没有好好的读过书，但从那一回以后，我每天写出的非诗非歌的文字很多。口舌笔墨的辩才，均达到非常的敏锐锋利。
太虚大师初步开悟这一年，才十九岁。以他的聪颖神慧，若依着这种定慧心不懈地继续下去，作为他个人来说，在修行的次第上很有可能当世就成就三乘的圣果。但，也许是前世的因缘注定他此生要入世操劳，也许是因为此时他结识了一位来自温州的华山法师，并由这位推崇新学具有革命思想的法师处读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谭嗣同的《仁学》、章太炎的《告佛弟子书》及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宣传科学与改良的新书，他的思想陡地起了个大转变，由“超俗入真”一变为“回真向俗”，树立起了要以佛法来救世救人救国救民的悲愿心，这种悲愿心，从此以佛教改革和人生佛教为主旨主导了他以后全部的人生道路。
为了让社会大众了解他的佛教改革思想，1918年，他在武汉富商陈元白等发心协助下，在上海创办了“觉社”，出版了《觉社丛刊》，自1920年2月起改为《海潮音》月刊，出版迄今已八十年，据说目前仍在台湾发行，这是中国佛教出版史上历史最长久的一份刊物。
有感僧侣队伍素质低下，为培养僧迦人才，1922年，太虚大师在湖北堤工督办兼陕鄂禁烟督办李隐尘等支持下，在湖北武昌创办了“武昌佛学院”，实行八宗平等、应化多方，采用新式教学和研究方法，为中国佛教事业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1932年，太虚大师得当时统治四川的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川江管理处处长兼重庆市公安局长何北衡等鼎力相助，在四川重庆缙云山创办了“汉藏教理院”，对沟通汉藏文化交流、培养兼通显密的僧迦人才起了很大作用。该院至1950年奉命停办。
为让佛教民间团体能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太虚大师孜孜不懈，身体力行。1912年，年仅二十三岁的太虚大师就在南京组织了“佛教协进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1924年，太虚大师积极参与发起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1925年，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太虚大师任中华佛教代表团团长，率团赴日出席。1929年6月，太虚大师当选为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11月，当选为会长。此外，太虚大师还先后担任过世界佛学苑发起人、全国佛教徒会议执行委员、北平“柏林教理院”院长、厦门南普陀寺主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西安大兴善寺巴利三藏院院长、西安崇仁寺主持、奉化雪窦寺主持、陕西歧山寺主持、《佛教日报》社社长、《觉群周报》社社长、云南省佛教协会理事长、东方文化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常务委员、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太虚大师所孜孜提倡的人生佛教，其基本涵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佛教，并不脱离世间一切因果法则及物质环境，所以不单是精神的；也不是专为念经拜忏超度鬼魂的，所以不单是死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的向上进步，这才是佛教的真相。
人生的解释：狭义说，是人类整个的生活；广义说，人是人类，生是九法界的众生。人类是九法界一切众生的中枢，一念向下便为四恶趣等，一念向上便为天及三乘等，故人类可为九法界众生的总代表，也就是九法界众生的转捩点。
由此以观：由人向下为一切有情众生，由人向上为天及三乘、菩萨、佛。上下总依人生为转移，可见人生之重要性。我们应依佛的教法，在人类生活中，把一切思想行为合理化、道德化、佛法化，渐渐趋向进步，由学菩萨以至成佛，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与价值。（《人生的佛教》）
他有两首流传甚广的诗，充分体现了他的人生佛教的精髓，一是：“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一是：“如果发愿学佛，先须立志做人，三皈四维淑世，五常十善严身”。
他写了许多著作来论述人生佛教的理论。在他晚年编撰并作序的《人生佛教》一书中，集中阐明了建设人生佛教的方法、步骤与目标，作为个人，要从奉行五戒十善开始，渐而四摄六度、信解行证，最终力达佛果。他认为每个人（包括出家人）都不应消极避世，而应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并合力净化社会，以达成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
太虚大师有关佛教是科学不是迷信的论点，在经济和科技飞速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也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指出：“自清季废科举兴学校维新变法以来，一般新学人士即诋訾佛法为迷信，使佛教于无形中受了莫大的打击，大有使佛教的学说被推出于中国知识界的趋势。实则许多被指斥为迷信的事物，与佛教本身全不相涉，殆若风马牛之不相及。一般认为迷信的，不外各地方所崇拜的鬼神偶像，及化烧纸钱等风俗习惯，皆误为佛教所造成，其实这在佛教原有的教理和制度上并没有提倡过。”（《万有皆因缘所生》）他还提出：“旷观于古今一切的哲学宗教，唯佛学不但不因科学而有所摧且得科学以为之证据及诠释，益见真确精密。其由无上正觉所完全洞明的宇宙人生真相，又足于科学的发明上，树立合理的正解真信，以补科学之缺陷而促其进步。故当建设以科学为基础的佛学，成立科学上的最高信仰。”（《佛学源流及其新运动》）
针对佛教界内部宗派林立互相阻隔的现象，他认为法有多门，但源为一贯，在学佛和修行上不应受门户之见所拘。这一见解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一文中：“在佛法中，自古即有开承一宗者。……至今皆有专承之人，系统甚严，而各自宏扬其本宗之教义。至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以为由佛之无上遍正觉所证明之法界性相，为度众生应机设教，则法有多门；故法本一味而方便门则无量无边。……所以本人观察佛法之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及大乘不共法，原为一贯。在教理解释上，教法宏扬上，随宜施设，不专承一宗以自拘碍。”
应该看到，对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主张及奋斗目标，当时社会各界的反应不完全一致；但太虚大师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巨大影响，则是有目共睹，谁都无法否认。当然，跟太虚大师大约同一时代的圆瑛、弘一、印光、虚云等诸法师，亦为中国近代佛教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当时，在佛教界，许多人称他为新僧派领袖；在社会上，他被戏称为“政治和尚”；也有个别人讥笑他“往返于权贵之门，酷爱权势”，在他的会客室里便高挂着与蒋介石合影的大幅照片。其实，这不该令人奇怪，一个出家人，不得不这么做，正是当时中国国情使然，蒋介石掌权后，口头上还标榜“三民主义”，实际上奉行“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军队、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在这样一个专制极权的社会里，佛教的首要任务先是要维持生存，其次才谈得上整顿、改革和发展啊。太虚大师与当时上层人物频频往来，一定程度上不也是无奈之举，目的也正是要借助政治上的保护伞，以保护佛法，维持寺庙和僧尼的地位。基于这种目的，他还希望僧尼能够参政，能做到“问政而不干治”呢。不过，太虚大师不管处在何种环境里，毕竟十分注意保持自己作为一个僧人的独立人格，不管创办何种佛教事业，经济上主要得之于社会力量的资助，以此尽可能独立于政府之外，更不充当政府的傀儡和御用工具，在一个专制极权的社会里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了。
作为一代佛学思想巨擘，太虚大师的著述亦十分丰富，身后由其弟子印顺、续明、杨星森等编辑出版的《太虚大师全书》，凡七百万字。
一代宗师太虚大师于1947年3月17日逝世于上海玉佛寺，年仅五十九岁。19日行封龛礼，各界参加典礼者三千余人，备极哀荣。
4月8日，遗体由玉佛寺移趋海潮寺行荼毗礼，参加恭送荼毗行列者，长达一里。
10日，拾取灵骨，舍利数百，犹令人称奇者是心脏久焚不坏。据月耀当时撰写的《虚公治丧处日记》记载：
十日晨，法尊等于海潮寺拾取灵骨，得舍利三百余颗，紫色、白色、水晶色均有。而心脏不坏，满缀舍利，足证大师愿力之宏。
6月6日，政府颁令褒扬太虚大师：
国民政府令 三十六年六月六日
释太虚，精研哲理，志行清超！生平周历国内外，阐扬教义，愿力颇宏！抗战期间，组织僧众救护队，随军服务；护国之忧，尤堪嘉尚！兹闻逝世，良深轸惜！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忠哲。此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