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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污”和上海“思想工作小组”（回忆录选载）
作者:c-xd 日期:2015-02-18
“清污”和上海“思想工作小组” （1）
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市委发布了一个关于建立“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的通知，文件很短，全文如下：
关于建立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的通知
市委决定：
建立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
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由夏征农、陈其五、王元化、洪泽、舒文、罗竹风、邢志康等七位同志组成。夏征农同志任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组长，陈其五、王元化同志任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在上海，成立这个“小组”、那个“小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诸如人事安排小组、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血防领导小组、外宣工作领导小组、文物清查小组、职工思想教育领导小组、知识分子领导小组、蔬菜工作领导小组、防汛防台领导小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些五花八门的“小组”，通常由市委或市府的某位领导挂个名，下设一个办公室，配上几个工作人员，就也算是个小衙门了。小组的权限有大有小，例如由钟民任组长的人事安排小组，居于市委组织部之上，决定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提拔、换岗，堪称大权在握，势倾朝野。而由陈国栋挂名的血防领导小组，一年也难得开上一次会，无非是隔上一年半载向中央血防小组报上一份上海某县某村又消灭了多少钉螺的材料而已。
成立这个小组的背景，直接源自一个月前刚刚在北京开过的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确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全面整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严厉讲话，提出思想战线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周扬（1908-1989）在会上挨批并作了检讨。上海市委处境微妙。“北京有的，上海也有；上海有的，北京不一定有。”市委第一书记的这句名言传诵一时。三台戏、三个人（王若望、熊映梧、戴厚英）搅得上海市委心神不宁。王元化参加了周扬文章的起草，很令提拔这位学者当部长的市委领导哑巴吃黄连。紧接着胡乔木对《上海文学》、《文汇月刊》发表张辛欣小说提出严正批评，并要市委“告上海市委宣传部严肃处理”，气势咄咄逼人。
上海贯彻邓小平旨意向来雷厉风行。为了以加倍的热诚向中央表白心迹，第一书记登门拜访夏征农和陈其五，力邀这两位已退居二线的思想战线老战士重登战斗第一线。十一月二十六日，市委宣布成立全国独一无二的“市委思想工作小组”，授权该小组“研究问题，掌握政策，交流经验，组织队伍。”
不过，这个小组跟其他那么多小组不同，几乎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陷于四面楚歌、一片挨骂声中。其所以如此，跟上海思想文化界对“清污”普遍有抵触情绪不无关系，例如上海音乐学院党委讨论“清污”，应到十二人，五人请假，三人早退，最后剩下一个书记，一个非正式委员，两个记录。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照毛泽东的说法，天生是个软骨头，只要有个一官半职的，别说对中央、就是对市委也不敢直接顶撞，只敢把怨气发泄到这个不伦不类、没有实权的“小组”身上。最流诵一时的，当数后来吴强在政协整党座谈会上的那个发言了：“成立思想工作小组，实际上就夏、陈两个人，一个是八十一岁，一个七十岁、开过大刀，走路也气喘，真是七老八十，把上海的思想战线交给这两个人，能行吗？”如果素以手段果敢出名的胡立教来挂名这个小组，恐怕没人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来肆意抨击的。不过，在上海成立这么一个“小组”，也确有点叠床架屋、多此一举。本来，市委宣传部就是市委主管思想战线的专门机构，这几年对上海意识形态的管制已经够严的了，别的暂且不说，光是对“海外流入的歌曲录音制品”和“海外流入的录像片”的分类查禁，其打击面之大，就令人乍舌。八二年市委宣传部曾以增发的《****简报》，列出了录音制品查禁目录，总计被禁歌曲二百首。八三年列出的所谓“第二批”查禁目录，总计被禁歌曲达六百多首！还规定凡港台进口的录音制品，只要一个音乐盒带里有一首被禁歌曲，整个盒带就都属于消磁之列。看到邓丽君演唱的多首歌曲皆被查禁，我不由得回想起前几年在复旦，头一次听到邓丽君歌曲时同学们那种如痴如狂通宵不眠的场景，觉得如此查禁太不近人情了。当然，真正不喜欢听邓丽君唱歌的也有，贺绿汀就在市委召开的一次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党内）座谈会上，头一个抢着发言，大骂音乐界的“精神污染”和邓丽君：“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流行，今天的轻音乐，有无相似之处？是迎合了小市民的需要。现在台上还模仿邓丽君。我看蒋介石没能征服大陆，邓丽君却征服了大陆！”在其他场合他更将“流行歌曲”斥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
“思想工作小组”成立后，办公地点设在康办里面一幢五层公寓楼的二楼，陈其五连吃带睡住进了办公室，成为主持“小组”工作的实际首脑。夏征农当时住在三楼，偶尔下来跟陈嘀咕几句，对“小组”日常事务并不过问。小组其他成员，除了偶尔开上一次碰头会，平时很少来这里走动。
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市委发布了一个关于建立“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的通知，文件很短，全文如下：
关于建立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的通知
市委决定：
建立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
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由夏征农、陈其五、王元化、洪泽、舒文、罗竹风、邢志康等七位同志组成。夏征农同志任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组长，陈其五、王元化同志任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在上海，成立这个“小组”、那个“小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诸如人事安排小组、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血防领导小组、外宣工作领导小组、文物清查小组、职工思想教育领导小组、知识分子领导小组、蔬菜工作领导小组、防汛防台领导小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些五花八门的“小组”，通常由市委或市府的某位领导挂个名，下设一个办公室，配上几个工作人员，就也算是个小衙门了。小组的权限有大有小，例如由钟民任组长的人事安排小组，居于市委组织部之上，决定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提拔、换岗，堪称大权在握，势倾朝野。而由陈国栋挂名的血防领导小组，一年也难得开上一次会，无非是隔上一年半载向中央血防小组报上一份上海某县某村又消灭了多少钉螺的材料而已。
成立这个小组的背景，直接源自一个月前刚刚在北京开过的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确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全面整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严厉讲话，提出思想战线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周扬（1908-1989）在会上挨批并作了检讨。上海市委处境微妙。“北京有的，上海也有；上海有的，北京不一定有。”市委第一书记的这句名言传诵一时。三台戏、三个人（王若望、熊映梧、戴厚英）搅得上海市委心神不宁。王元化参加了周扬文章的起草，很令提拔这位学者当部长的市委领导哑巴吃黄连。紧接着胡乔木对《上海文学》、《文汇月刊》发表张辛欣小说提出严正批评，并要市委“告上海市委宣传部严肃处理”，气势咄咄逼人。
上海贯彻邓小平旨意向来雷厉风行。为了以加倍的热诚向中央表白心迹，第一书记登门拜访夏征农和陈其五，力邀这两位已退居二线的思想战线老战士重登战斗第一线。十一月二十六日，市委宣布成立全国独一无二的“市委思想工作小组”，授权该小组“研究问题，掌握政策，交流经验，组织队伍。”
不过，这个小组跟其他那么多小组不同，几乎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陷于四面楚歌、一片挨骂声中。其所以如此，跟上海思想文化界对“清污”普遍有抵触情绪不无关系，例如上海音乐学院党委讨论“清污”，应到十二人，五人请假，三人早退，最后剩下一个书记，一个非正式委员，两个记录。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照毛泽东的说法，天生是个软骨头，只要有个一官半职的，别说对中央、就是对市委也不敢直接顶撞，只敢把怨气发泄到这个不伦不类、没有实权的“小组”身上。最流诵一时的，当数后来吴强在政协整党座谈会上的那个发言了：“成立思想工作小组，实际上就夏、陈两个人，一个是八十一岁，一个七十岁、开过大刀，走路也气喘，真是七老八十，把上海的思想战线交给这两个人，能行吗？”如果素以手段果敢出名的胡立教来挂名这个小组，恐怕没人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来肆意抨击的。不过，在上海成立这么一个“小组”，也确有点叠床架屋、多此一举。本来，市委宣传部就是市委主管思想战线的专门机构，这几年对上海意识形态的管制已经够严的了，别的暂且不说，光是对“海外流入的歌曲录音制品”和“海外流入的录像片”的分类查禁，其打击面之大，就令人乍舌。八二年市委宣传部曾以增发的《****简报》，列出了录音制品查禁目录，总计被禁歌曲二百首。八三年列出的所谓“第二批”查禁目录，总计被禁歌曲达六百多首！还规定凡港台进口的录音制品，只要一个音乐盒带里有一首被禁歌曲，整个盒带就都属于消磁之列。看到邓丽君演唱的多首歌曲皆被查禁，我不由得回想起前几年在复旦，头一次听到邓丽君歌曲时同学们那种如痴如狂通宵不眠的场景，觉得如此查禁太不近人情了。当然，真正不喜欢听邓丽君唱歌的也有，贺绿汀就在市委召开的一次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党内）座谈会上，头一个抢着发言，大骂音乐界的“精神污染”和邓丽君：“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流行，今天的轻音乐，有无相似之处？是迎合了小市民的需要。现在台上还模仿邓丽君。我看蒋介石没能征服大陆，邓丽君却征服了大陆！”在其他场合他更将“流行歌曲”斥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
“思想工作小组”成立后，办公地点设在康办里面一幢五层公寓楼的二楼，陈其五连吃带睡住进了办公室，成为主持“小组”工作的实际首脑。夏征农当时住在三楼，偶尔下来跟陈嘀咕几句，对“小组”日常事务并不过问。小组其他成员，除了偶尔开上一次碰头会，平时很少来这里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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