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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功德  德莫大焉



                                                     放生功德,德莫大焉
   日前,我骑个自行车,到住地附近的夏驾河边放生。大约十一点前后,我将从菜市场购来的一点活物放进水里后,不过一两分钟,原先阴沉的天气,忽然变得亮堂起来,此时入水逃生的那个甲鱼已不见踪影,泥鳅还没全部游走,但见水面上波光粼粼,空中云开日现,好像还有彩云烘托着那一轮朦朦白日。我用河水洗了洗手,掏手帕擦干,用手机拍了几张照。
    我当然不会说,看,放了点小生命,阳光彩云都出来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当然只能说是巧合啦。但类似这样或别样的巧合,逢遇多了,在我内心,我是越来越真诚地感恩这些年来佛菩萨神灵护法对我的一次次眷顾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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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子的DNA检测

                          
                       关于八世大宝法王再生舍利子的DNA检测

    二〇一一年十月某日,在复旦学友小雄雅致温馨的茶所里,我遇到一起来品茗聊天的李辉。李辉这位校友,年龄比我小得多,学历可比我高得多,他曾在美国耶鲁大学读博士后并得到中国第一位人类生物学博士头衔,回国后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教授兼博导。李辉告诉我,因为国际组织对生命科学等当代前沿科技的赞助经费比较充裕,他们实验室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DNA检测设施。二〇〇九年河南安阳对外宣布发现曹操墓后,社会反响巨大,也在全国引发一场真伪之争。他们适时应用古DNA技术反推曹操身世,研究成果发表后,再次引起社会公众极大关注。
    我问这位校友,能不能用他们的设施,为噶玛噶举派第八世大宝法王舍利子,做个DNA检测?我的初衷是,那位离休老干部方老太送给我的一些八世大宝法王舍利子(可参见《神奇舍利子》一书中的有关章节《八世大宝法王舍利,八颗变成三四百》),到我手里后,也仍有小舍利在继续生出来,我很想知道,这些再生的已说不上属于第几代的舍利子,是不是还保存着四五百年前噶玛巴•密觉多杰遗体火化后出现的舍利子(姑且称它为原舍利)的固有基因?李辉说,好啊,能有机会做做这样的古DNA检测,对他们实验室也很有价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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糌粑中生出舍利子的“开水喇嘛”

                        
 糌粑中生出舍利子的“开水喇嘛”

    
    熊托,四川甘孜州德格县东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因为远离县城、远离公路,以往少有人知,少有人去。近年来,随着一位近代大圆满虹身成就者夏扎仁波切(1858-1934)的声名在国际上逐渐传开,国内也有人开始对夏扎仁波切的出生、修行并成就之地熊托给予一定的关注。
    今日熊托,又出了一位被远近民众称为“开水喇嘛”的修行成就者斯朗恩珠大师。得此大号,乃是这位大师自创为人治病的方法十分独特,患者先把衣服脱去,等他拿刚刚煮沸的开水,直接往患者身上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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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污”和上海“思想工作小组”(4)
          七月中旬,陈其五在许学春陪同下,离沪赴烟疗养。万万没有想到,到山东后,由于气候不适,他犯起病来,当地医院有一台半年前从美国进口的人工呼吸机,因当地无人会操作,拖延了抢救时间。等上海派华东医院医生赶到烟台时,陈其五已经奄奄一息,不得已对他施行了气管切开供氧术。陈的病情惊动了当时国防部长张爱萍(1910-2003),直接下令,调拨一架伊尔军用专机将他从烟台送回上海。到上海后第二十天,九月四日上午七点二十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死后两片嘴唇没有合拢。逝世前一天上午,他以手示意,叫女儿巧巧拿来纸笔,握笔在上面写下:“我心已不能有表白 千古奇冤 我是第二 呜呼”几行字。“冤”字比划较多,只写了上面的盖头,因手抖得厉害,写不下去。巧巧问:“你是想写个‘冤’字吧?我明白了。”他点了点头。一个陈毅帐下戎马倥偬的高级将领,后半辈子屡遭柯庆施、张春桥等左派大将压制迫害,“文革”后仍未得到公正评价和重用,直至临死前发出如此悲愤哀号,真乃中共党史上一大悲剧也!
          他死后一年,儿子陈小蒙因与胡立教的养子胡晓阳一起玩弄多名女性而被逮捕,最后双双被判枪决。他在牢房里写了五万字交代材料,供出了不少中央要人子弟比他还要严重的罪行,但这并不能挽救自己一命,正处在风头上,胡耀邦下决心要惩治现代衙内的胡作非为,邓小平也发话了,胡立教尚且保不住自己的养子,何况他的父亲一年前已经去世。
    “思想工作小组”在陈其五主持日常工作期间,因为并无实权,除了找些人谈话、开过些座谈会,其实也没干出几件事来,上海大学戴厚英因《人啊人,人!》及过去的经历受到批判,教师正在加工资,对她给不给加?下面的请示报告转到“小组”来,夏老批了按政策办,陈其五批示可以加两级。陈其五去世后,九月十四日,“小组”就如何处置陈其五后事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到会者夏征农、罗竹风(1911-1996)、邢志康、舒文(1916-2008),龚新瀚代表王元化出席。在陈其五追悼会前一天(十一月五日),“小组”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到会者仅夏征农、邢志康、洪泽(1918-1998)三人。此后,“小组”名存实亡,再也没有任何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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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湖路上 瑞相頻见

                       绕湖路上 瑞相頻见

月前去西藏绕行纳木错湖,一路上瑞相頻见。
搭车到川藏某地,投宿于一位藏族朋友家,中午到,天空晴朗,忽下小雨,片刻即止。有同行者惊讶地发现,这雨范围极小,院子里面下,院子外面居然就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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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污”和上海“思想工作小组”(3)
终其一生,陈其五是个令人惋惜的悲剧人物。这位蒙古贵族的后裔,曾是三十年代清华大学高材生、清华大学学联主席,三八年入党,三十多岁就当上了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是陈毅(1901-1972)手下一名得力干将。解放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第一副部长等职。但陈毅调京、毛的“好学生”柯庆施来上海主政后,他便走了下坡路,五六年在太湖高干疗养院疗养时,这位英俊才子邂逅刘少奇前妻并酿出一段风流史,不巧被人发现,也成为他仕途上一大污点。六二年他不顾柯庆施阻扰,批准在上海文艺界传达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同年为被指控发表“反党讲话”的巴金力持公道,遭柯打击,六五年开除出党,下放到扬州农学院。“文革”中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薛靖、任小莲等造反派对他进行毁灭性抄家,光是抄走的藏书就有一万册,他从战争年代起写下的大量笔记被抄得一本不剩。青话剧团的一批造反派在杨兴荣带领下晚上闯进他家,残酷鞭打,从夜里打到天亮,浑身上下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六八年四月,张春桥令《文汇报》以整版篇幅狠批陈其五,对他这只“死老虎”犹视为心头大患。“文革”以后,他至七九年才获“解放”,但当年柯庆施、张春桥强加给他的罪名并未全部撤销。至八一年给他安排了工作——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比他三十年前的职务还低一级。不过,十几年后重返政坛,又是动过大手术的有病之身,他似乎预感来日无多,不仅不注意保重身体,反而发了疯似的拼命工作,以此来弥补多年来政治上的那种失落,这种心态一直支撑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可惜他既没有在“真理标准”大辩论中施展才华的机会,又没等到他死后才高涨起来的“改革开放”浪潮,命运偏偏让他在最最吃力不讨好的“清污”运动中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他便只能挑着这副其实并不适合他的重担,走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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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污”和上海“思想工作小组”(2)
    
    那段时候,王元化因颈椎肥大影响右臂活动而住进了瑞金医院。外界传他“小病大养”、“住院避难”,是不确的。我很同情这位专家学者此时的际遇,特去医院看望。他住在医院九楼头一间病房里,看上去神色有点疲惫,显然他的失眠症也加剧了,没休息好。他对我不无感慨地谈了不少想法:

    市委思想工作小组,今天下午开了第一次会,我生病住院,龚新瀚代我参加,刚才还在这儿向我汇报这事。思想工作小组,今后与宣传部的关系怎么处?确实有点难弄。出了事,谁负责任?思想小组准备调二十个人,我说,把宣传部文艺处等部门的一些人划过去算了,或让夏老、其五来挑一批人也行。不过一般的同志也不愿意过去,这个机构至多干两三年吧。文联这一摊,今后由夏老来管,夏要当文联主席,人事上的安排,以夏考虑为主,我们至多提些建议。原来提罗竹风,是考虑到五湖四海,能为各方所接受,又有威望,照现在的形势,又要作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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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污”和上海“思想工作小组” (1)

    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市委发布了一个关于建立“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的通知,文件很短,全文如下:
   
                     关于建立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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