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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一时的三个“子”(3)

 

热议一时的三个“子”3

余铁民“出事”后,陈国栋曾做过一点自我检讨,说是有“失察之过”。党代会上,党代表刘鸿英对此并不认可:“现不正之风,主要是以权谋私和用人上的任人唯亲,喜欢唯唯诺诺、听话的人,以我划线,顺我者昌。国栋说‘失察之过’,难道平时就没反映?两年前,我处一个人调康办,在下面反映很不好,搞机要,强奸,不久被抓起来了。为什么领导机关不听下面的反映,就是要用这种坏人?”

八六年六月,上海市中级法院对余铁民以受贿(三万元)罪判处无期徒刑。余提出上诉。半个月后,二审判决驳回上诉。余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写了两万字申诉材料,认为自己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一九九一年,市高级法院对余以受贿罪改判十年有期徒刑。日前从网上看到,余铁民刑满出狱后仍心有不甘,二〇〇九年,年已七十七岁的余铁民,在北京委托律师向全国最高法院提起申诉。

康办机关里对余铁民的下场,墙倒众人推,幸灾乐祸的多。机关党委还办了个余铁民“受贿赃物展览会”,把从他家里抄出来的几厚叠人民币和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手表、毛毯、雀巢咖啡等摆出来示众。其实余平时生活还是比较清苦的,家里连比较像样的家具也没一件。余被判决后,他住的那幢小屋马上被拆掉,盖起了两幢四五层的宿舍楼。机关党委早就想在这里盖房子,先前碍于余副主任住着,动不了。房子一盖好,机关党委曹维基、刘树泉等人就在办公厅主任马松山纵容下为自己及同伙抢房子捞房子,而直接为市委决策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反而被排挤在后面。党风不正,小人得志,机关党委正一步步把自己扩张成一个党中之党,这些人的素质比余铁民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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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睹南迦巴瓦神采

 

一睹南迦巴瓦神采

 

【不久前,我的网站遭受攻击破坏,入侵者甚至更改了网站后台密码,就像前些年我的谷歌邮箱被骇客攻占,擅自换了门锁,主人再也进不去,而小偷随时随地都可登堂入室。不过这一次结局还算好,我的网站维护员(也是我多年好友)设法夺回了后台控制权,只是有些备份数据已被损坏缺失。我的网站开办至今十几年,早期曾经常遭受骚扰乃至封杀,为躲避追敌,我租用的服务器公司就换了好几家,从北京搬到厦门,再后搬到上海,域名后缀也先后从c-xd.com 降为c-xd.net ,到现在只能用c-xd.cn 了。前些年有此特殊待遇并不奇怪,因九十年代的那桩新文字狱,得罪了那位……,何止个人网站,作者很多合法权益都是受到种种限制的。不过,随着那位作恶多端的大魔头风光不再,近年来我的境遇略有松怠,尤其三年前俞正声就我网站做了批示后,基本上没再来骚扰捣蛋。不过这一次,不知入侵者是何方神圣?是何等背景?躲在阴暗处玩这种下三滥勾当,您以为凭此就可以讨好那位目前已自身难保的大魔头啦?凭此就可以到上海的哪位掌门人那里去讨赏啦?您就不想想那位千夫所指的大魔头,其种种恶行一旦遭受报应受到清算(这一天不会太久了),你还有何颜面继续立足于你的熟人面前吃这口饭?当然,有的人本来就只要钱不要脸(这种人眼下也不少),这另当别论。头上三尺有神灵。你可以不信神,但你不可以亵渎神灵,你也不该跟信神者过不去,一个人不会因为不信神而逃脱神灵护法对他的惩戒和责罚。

下面这篇《一睹南迦巴瓦神采》,本来是附在去年九月《朝圣象雄神山》一文后面的。因网站后台数据库里已缺失,我从电脑里找了出来,重新登在这里。这可以跟我日前刊出的《绕湖路上,瑞相頻见》放在一起看看。有些意思,不用多说,大家都会明白的。】

 

 

 

 

说到神山,我想起多年前一次远眺南迦巴瓦峰的经历来,也挺有意思。

南迦巴瓦峰在西藏林芝,据《互动百科》和《百度百科》介绍:“南迦巴瓦峰是林芝地区最高的山,海拔七七八二米,西藏最古老的佛教‘雍仲本教’的圣地其巨大的三角形峰体终年积雪,云雾缭绕,从不轻易露出真面目,所以它也被称为‘羞女峰’。在二〇〇五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评选的‘选美中国’活动中,南迦巴瓦峰位居第一。南迦巴瓦峰充满了神奇的传说,因为其主峰高耸入云,当地相传天上的众神时常降临其上聚会和煨桑,那高空风造成的旗云就是神们燃起的桑烟,据说山顶上还有神宫和通天之路,因此居住在峡谷地区的人们对这座陡峭险峻的山峰都有着无比的推崇和敬畏。

正是在二〇〇五,南迦巴瓦峰登上中国最美十大名山首位的那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我和同行的小郭(这位读者在银行电脑系统工作,过后好多年没他的消息了),在西藏拉萨搭上一辆去云南的三菱吉普车。司机尼玛急着要返回云南老家,当天下午开车,夜里十一点到林芝,在一家小旅店住下。第二天一早天才蒙蒙亮,又出发了。开出一个多小时,司机忽扭头示意,对我说道:“那是南迦巴瓦神山,很出名的,不过平时都被云遮住,看不到。”我坐副驾驶位上,视野较好,只见远处云雾弥漫,根本不见山影。我心里想,路过神山却看不见,有点遗憾。正这么想着,只见右侧前方有一大段云层忽然不见了,一群波涛起伏的雪山,在上方依然很厚重的云层下面露出了美丽的身影。我赶紧叫司机停车:“停!停!出来了!”司机逐渐减速,将车子靠边停下来。

我和小郭下了车,端起相机就拍照。发觉停车点拍照角度不太理想,于是往回走,一面走一面又拍了几张照。就这么前后两三分钟,奇迹又发生了,刚才还显露在我们眼前的雪山,呼啦一下,一瞬间又被厚厚的云层遮挡得严严实实,不见了丝毫踪影。也没看清云层是怎样移动的,简直比剧场里拉合幕布的速度还要快百倍。

上了车,司机说:“你们运气真好!我在这里来回经过十六次,只见到过两次,而且也不像今天看得这么清楚!”我说是呀,今天运气太好了。我心里明白,默默地对着神山说:谢谢您啦!南迦巴瓦山神!

 

2014 09 22

 

 

 

附图:

 

 

远眺林芝神山南迦巴瓦峰

 

 

 

拉近了镜头里的美丽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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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一时的三个“子”(2)

 

热议一时的三个“子”2

 

预备会议开得挺热闹。最热门的话题,是所谓“三子”之说。“三子”,指的是上海市陈、胡、汪三位主要领导人的三件事: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的“影子”——他的秘书余铁民因接受港商贿赂而被逮捕,党代会几个月后判了无期徒刑;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其养子胡晓阳因奸污多名女子刚被判处死刑;市委书记兼市长汪道涵的“房子”——一家三口因搬进淮海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而被人授以“市长多占房”的口实。

这三位主要负责人都已挪位或退居二线,陈国栋当了市顾委主任,胡立教当了市人大主任,汪道涵当了市府顾问。来开党代会的,绝大多数也都是各系统各单位的头头脑脑,不过此时上海市最高领导人为芮杏文、江泽民,陈、胡、汪对上海的影响力已大为缩水,所以党代表们才有胆量热议“三子”的种种花边新闻。

陈国栋的秘书余铁民,一九三二年生,五四年入党,是八一年跟随陈从北京调来上海的。余在陈身边工作多年,听说跟中南海里陈云、谷牧、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秘书都很熟。八三年,余被提为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陈国栋住在康办大院里面独立的三层洋房里,余铁民住在康办侧(东)门外一幢两层的小楼里。

平时余铁民给人的印象,是个衣着朴素、还算本分的人,他是北京来的,跟康办里的本地人(上海人)交往不多。上海有个“人大校友会”,他挂个“会长”,明佳、叶、许学春等都是校友。

其实,余铁民“出事”,怪只能怪他运气不好。本来嘛,作为市委第一书记的秘书,正局级的“二首长”,为港商来上海经商介绍一点关系,收下港商送给他的一些礼品和两万多元现金,若说事情严重,这钱款相当于余铁民十年工资呢,若说事情不大,据说这位港商在香港身价上亿,作为交个朋友、私人赠馈,两三万块也算不了什么。只要没人知道,没人去告,这事过去也就过去了。问题在于,余铁民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位港商陈继铭,属于国家安全部门的内控对象,而余本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当余铁民头一次去虹桥机场接陈继铭的时候,在机场守候的安全局人员大吃一惊,他们看到内控对象居然坐上市委第一书记的专车被接走了!不过,他们还是相当忠于职守的,仍紧紧跟踪,只是做得更加小心一点,而且很快就查清了,这事跟第一书记无关,完全是他的秘书在跟内控对象往来。以安全部门拥有的监控手段,余铁民在外面的一举一动还不是尽括囊中。不过,在陈国栋主政上海期间,对余铁民一直没采取什么动作,也许,投鼠忌器,总要给第一书记一点面子吧。出席这一次党代会的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徐光春(1944-)在会上就说了:“余铁民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差一点就糊过去,八三年的事,去年才弄出来……【马达:据说,有人写了材料,被某领导压下来了。】原市纪委班子,非常软弱。我来上海一年,感到上海对下太严,对上太宽。我新华分社对周克印象很坏。【马达:周克、吴沛然、沈敏康、方扬,都搬了房子。】我同意马达意见,群众对上海党风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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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摘录:热议一时的三个“子”

 

十九.热议一时的三个“子”1

 

八六年三月初,市委在延安西路一〇〇〇号召开了“上海市第五次党代会”。

上一次,即上海市的第四次党代会,还是在十五年前开的,也是在这个地方,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张春桥作了题为《在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奋勇前进》的报告。

十几年过去了,物是人非,还是延安西路一〇〇〇号,五十年代叫“中苏友好大厦”,那时这幢尖顶建筑物是中国与苏联“老大哥”亲密友谊的象征;张春桥在这里作政治报告时,叫“上海工业展览馆”;现在时兴“中心”,这个“中心”、那个“中心”,“工展”改叫“上海展览中心”了。

八三年,那还是陈国栋当市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年中确定下来,九月要召开上海市第五次党代会。成立了党代会报告起草小组,在太原路一百二十号脱产搞——那是属于市委招待处的领地,地处市中心而又闹中取静,外面高高的围墙上架着带刺的铁丝网,里面几幢小洋楼掩蔽在茂密的绿树丛中。过去江青来上海时,常在这里下榻。“文革”前当过多年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1916-1996),八二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法委书记后,偶尔来上海,也喜欢住在这里。为免去首长登楼之苦,特地在小洋楼里装了架电梯,供上下二楼用。大概陈扬觉得我的笔头还过得去,叫我也参加了。报告基本完成,起草组要作鸟兽散了,最后一天,晚餐比平时多加了几个菜,桌上摆着全套纯银餐具,服务员还端上了红葡萄酒。一会儿,第一书记跑到我们餐桌上,跟大家碰碰杯,说是同志们起草报告辛苦啦,慰劳你们!

我被桌上的银餐具吸引住了,银刀叉看上去已有点年头,典雅精致,华贵雍容,透溢出一种贵族气,想不到在市委招待处的餐桌上还拿得出这玩意。后来我听说,这是从“文革”抄家物资中觅过来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好东西是不大会被埋没掉的。

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预定要开的第五次党代会一拖再拖,直拖到第一第二书记都离开书记位置了,仍没开起来。

二月二十六日起开五次党代会预备会议。会议代表981人,代表了全市86.9万党员。“文革”中开的那次党代会,缺少统计资料。再早一点,上海市第一次党代会是五六年七月召开的,出席代表775人,代表了上海14.9万党员。第二次党代会五八年十二月举行,代表498人,代表了23万党员。第三次党代会,六三年十二月开的,代表590人,代表了32.1万党员。从第一次到第五次党代会,过去了三十年,党员人数增加了将近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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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污”和上海“思想工作小组”(4)
七月中旬,陈其五在许学春陪同下,离沪赴烟疗养。万万没有想到,到山东后,由于气候不适,他犯起病来,当地医院有一台半年前从美国进口的人工呼吸机,因当地无人会操作,拖延了抢救时间。等上海派华东医院医生赶到烟台时,陈其五已经奄奄一息,不得已对他施行了气管切开供氧术。陈的病情惊动了当时国防部长张爱萍(1910-2003),直接下令,调拨一架伊尔军用专机将他从烟台送回上海。到上海后第二十天,九月四日上午七点二十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死后两片嘴唇没有合拢。逝世前一天上午,他以手示意,叫女儿巧巧拿来纸笔,握笔在上面写下:“我心已不能有表白 千古奇冤 我是第二 呜呼”几行字。“冤”字比划较多,只写了上面的盖头,因手抖得厉害,写不下去。巧巧问:“你是想写个‘冤’字吧?我明白了。”他点了点头。一个陈毅帐下戎马倥偬的高级将领,后半辈子屡遭柯庆施、张春桥等左派大将压制迫害,“文革”后仍未得到公正评价和重用,直至临死前发出如此悲愤哀号,真乃中共党史上一大悲剧也!
他死后一年,儿子陈小蒙因与胡立教的养子胡晓阳一起玩弄多名女性而被逮捕,最后双双被判枪决。他在牢房里写了五万字交代材料,供出了不少中央要人子弟比他还要严重的罪行,但这并不能挽救自己一命,正处在风头上,胡耀邦下决心要惩治现代衙内的胡作非为,邓小平也发话了,胡立教尚且保不住自己的养子,何况他的父亲一年前已经去世。
“思想工作小组”在陈其五主持日常工作期间,因为并无实权,除了找些人谈话、开过些座谈会,其实也没干出几件事来,上海大学戴厚英因《人啊人,人!》及过去的经历受到批判,教师正在加工资,对她给不给加?下面的请示报告转到“小组”来,夏老批了按政策办,陈其五批示可以加两级。陈其五去世后,九月十四日,“小组”就如何处置陈其五后事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到会者夏征农、罗竹风(1911-1996)、邢志康、舒文(1916-2008),龚新瀚代表王元化出席。在陈其五追悼会前一天(十一月五日),“小组”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到会者仅夏征农、邢志康、洪泽(1918-1998)三人。此后,“小组”名存实亡,再也没有任何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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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污”和上海“思想工作小组”(3)
终其一生,陈其五是个令人惋惜的悲剧人物。这位蒙古贵族的后裔,曾是三十年代清华大学高材生、清华大学学联主席,三八年入党,三十多岁就当上了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是陈毅(1901-1972)手下一名得力干将。解放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第一副部长等职。但陈毅调京、毛的“好学生”柯庆施来上海主政后,他便走了下坡路,五六年在太湖高干疗养院疗养时,这位英俊才子邂逅刘少奇前妻并酿出一段风流史,不巧被人发现,也成为他仕途上一大污点。六二年他不顾柯庆施阻扰,批准在上海文艺界传达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同年为被指控发表“反党讲话”的巴金力持公道,遭柯打击,六五年开除出党,下放到扬州农学院。“文革”中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薛靖、任小莲等造反派对他进行毁灭性抄家,光是抄走的藏书就有一万册,他从战争年代起写下的大量笔记被抄得一本不剩。青话剧团的一批造反派在杨兴荣带领下晚上闯进他家,残酷鞭打,从夜里打到天亮,浑身上下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六八年四月,张春桥令《文汇报》以整版篇幅狠批陈其五,对他这只“死老虎”犹视为心头大患。“文革”以后,他至七九年才获“解放”,但当年柯庆施、张春桥强加给他的罪名并未全部撤销。至八一年给他安排了工作——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比他三十年前的职务还低一级。不过,十几年后重返政坛,又是动过大手术的有病之身,他似乎预感来日无多,不仅不注意保重身体,反而发了疯似的拼命工作,以此来弥补多年来政治上的那种失落,这种心态一直支撑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可惜他既没有在“真理标准”大辩论中施展才华的机会,又没等到他死后才高涨起来的“改革开放”浪潮,命运偏偏让他在最最吃力不讨好的“清污”运动中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他便只能挑着这副其实并不适合他的重担,走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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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污”和上海“思想工作小组”(2)
    
    那段时候,王元化因颈椎肥大影响右臂活动而住进了瑞金医院。外界传他“小病大养”、“住院避难”,是不确的。我很同情这位专家学者此时的际遇,特去医院看望。他住在医院九楼头一间病房里,看上去神色有点疲惫,显然他的失眠症也加剧了,没休息好。他对我不无感慨地谈了不少想法:

    市委思想工作小组,今天下午开了第一次会,我生病住院,龚新瀚代我参加,刚才还在这儿向我汇报这事。思想工作小组,今后与宣传部的关系怎么处?确实有点难弄。出了事,谁负责任?思想小组准备调二十个人,我说,把宣传部文艺处等部门的一些人划过去算了,或让夏老、其五来挑一批人也行。不过一般的同志也不愿意过去,这个机构至多干两三年吧。文联这一摊,今后由夏老来管,夏要当文联主席,人事上的安排,以夏考虑为主,我们至多提些建议。原来提罗竹风,是考虑到五湖四海,能为各方所接受,又有威望,照现在的形势,又要作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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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污”和上海“思想工作小组” (1)

    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市委发布了一个关于建立“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的通知,文件很短,全文如下:
   
                     关于建立市委思想工作小组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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