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王若望挨了批(回忆录选载）

作者:c-xd 日期:2014-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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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我为王若望挨了批（之一）

   八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五中全会。全会开完后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又专门研究思想战线问题，上海、广东两地的第一把手被特邀列席这次专门会议。据芮杏文回沪后在市委内部小范围的传达，这次会议一个实质性的议题，就是讨论一下如何落实邓小平最近的旨意：“王若望到上钢三厂的讲话，是反对党章的，他不同意党章，可以出党。”赵紫阳提出，王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斗争，是不符合党章的，可以劝其退党。如果他觉得中国的大地不自由，可以给他美金，让他出去。王鹤寿说，北有刘宾雁，南有王若望，王若望五七年划为右派没划错，他就是右派。胡启立提出，王到处讲话，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争取群众，他的行为不符合党章，最好劝其出党。如他要出去，可以给他美金，他出去以后，使用价值就不长了，林希翎现在法国，影响也不大了。陈丕显表示，王若望这个人没多大希望了，只是要他出党，不那么容易，但劝退，不退也要退。最后，胡启立等人说，原则上定了，清除出党，方式方法由上海市委定……
    在书记办公会议上，芮跟几位副书记和到会的常委研究了用什么方式方法来贯彻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权衡再三，决定低调处理，让上海作家协会出面“劝”王若望退党，这样，万一有什么情况变化，回旋的余地可稍大一些。
    没想到，这事让作家协会去办，还不大好办。其实也是意料之中事，不管是上海作协党组也好，或是王若望所在党支部也好，对这位敢于仗义直言的老共产党员都是支持的多、同情的多，而且大家都知道群众中对这位敢为老百姓鸣不平的老作家更是敬佩的多、拥护的多，当此节骨眼上，人心是一杆秤，谁肯出头做“恶人”而遭众人唾骂？
    于是，所谓“劝退”，形式上作协党组织对王若望“劝”了一下，而结果呢，王若望不听劝，“劝”而不“退”。
    王若望不肯“退”，是因为此时他对这个党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和希望。这位一九三七年入党的老党员，疾首痛心的是，他明明是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路线的，明明是拥护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他平时大声疾呼是希望党能以更为有力的措施来清除自身的腐败，是希望党能以更快的步伐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他即使有时讲话有讲过头的地方，那也是出于一种类似“恨铁不成钢”的感情，从根本上说他与这个他年青时就投身其中并为之奋斗的党是一条心的，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理解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呢？
    他给市委接连写了两份检讨书，言词恳切、态度中肯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请求允许他留在党内为党贡献他的余生……
    芮杏文召集市委常委会再次研究了对王若望党籍的处理问题。市委宣传部部长潘维明列席会议并汇报了作家协会对王若望“劝”而不退的情况。“劝”而不退，怎么办？你总不至于硬把他开除掉吧，中央书记处也只说要“劝退”，没说要开除他呀。
    芮杏文的心肠，也有点软了。他到上海才不过几个月时间，过去跟王若望无怨无仇，现在要把这位党龄比自己长得多的老党员“劝退”，也只是为了执行上面的意见，他跟王若望个人并没什么过不去的，而且王送来的两份检讨，认错态度也是诚恳的。他揣摩总书记的意思，这一次似乎也不象是要对王动真格的，要王出党，主要还是邓的旨意，从他个人来说，他与总书记之间的距离无疑是更加近一些的。就这样，市委常委会决定对王若望暂且留一留再说，最终对王怎样处理，待以合适的方式请示中央之后再作定夺。
    不久，中共总书记陪来访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路过上海，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前往机场迎送。芮利用这一机会，向胡耀邦总书记汇报了对王若望“劝”而不退以及王若望已两次主动作检讨的情况。芮杏文说，上海考虑，对王若望能否分两步走，第一步，给他一个党内处分，第二步，如果他老毛病又犯了，再请他出党也不迟。
    在上海虹桥机场贵宾室里，胡总书记一面听上海市委书记的汇报，一面不住地点头。对王若望，常有材料告到中央来，王的有些讲话，也确有讲过头的地方，但是，也不能说王讲得都不对，王的有些见解，例如对党内某些腐败现象的揭露，对几个老跟改革开放唱反调的僵化分子的抨击，他还是比较欣赏的呢。这几年，有人拼命要把王若望打下去，醉翁之意，不仅仅是针对一个王若望，他已经几次出手保护了王若望。他接过芮杏文的话头说：“好，既然王若望已经检讨了两次，那就把他留一留再说，他升级，你们也升级，他不升级，你们就停。”
    邓大人要王若望出党这一幕，暂时就这样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号。
    进入八六年，中国的政治气候，又显示了一种趋于放宽的氛围。元旦，中宣部长朱厚泽来沪，在上海电影创作会议上即席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的语调，比起他的前任邓立群来，令听众感到温和理性得多。到下半年，这位来自贵州的中宣部长又进一步提出对文艺界要实行宽松、宽容、宽厚政策，博得了包括文艺界在内的全国知识分子一片叫好之声。宽松、宽容、宽厚，善于创造政治缩略语的中国人马上将之概括为“三宽”政策。
    九月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六中全会，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这个决议，虽然并没抛弃某些令人生厌的老生常谈，但对过去一直层层设防的资产阶级文化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开放与容纳，这使得因“三宽”之说而欢欣鼓舞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又受到了某种鼓励。
    中央全会开完后，老规矩，各地层层传达、讨论贯彻。我供职的这个综合信息部门，也是老规矩，收集反映，综合上报。而每次不管上头召开什么会议，也不管底下实际反映如何，大凡正式上报的“情况反映”之类，总是一片“一致拥护”的空论，再加一点不痛不痒的所谓不同意见作为“浇头”与点缀，如此而己，岂有他哉。我觉得应该让市委和中央领导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才好，这才有助于制定和实行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我想起了王若望。这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而且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解能为你开出苦口良药的人。如果我们国家多几个象他这样的人，如果国之为政者不仅能宽容这样的人而且能经常听听他们饱含真知灼见的批评和意见，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更有希望了。
    此时的王若望已从香花桥搬到环境幽雅的高安路来住了。宽畅明亮的三房一厅，带大浴盆的盥洗室，居住条件跟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住他对门的，是以“摄画”出名的上海工大教授华国璋。楼上住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孙刚。楼下后来住进一位人品艺品俱为上品的著名书法家周慧珺女士。
    王若望正端坐家中，气色丰盈，精神爽朗，看来他最近这段日子过得还挺舒心。
    我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中央刚刚开了六中全会，公布了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想听听你对决议的看法。我将以正式渠道把你的意见上报市委和中央，不知你对此是否乐意？”
    王若望望点头道：“蛮好，蛮好。”
    我又说，常有人打他的“小报告”，把他在基层单位讲的一些话密报上去，但又往往歪曲他讲话的原意。这种做法不好。我可以把我整理的稿子先让他过目一下，然后再正式报上去。
    “那也不用了，你来过几趟，我是相信你的。等材料正式印发后，你给我一份就好了。”王若望很爽快地说，“有人经常打我小报告，我也知道。而且，有的人专门就是挑我讲话里的毛病来作文章。其实，只要不带偏见地、不是语录式地来挑剔我的讲话，就可看出，我一贯的思想是坚持三中路线的，是为中央补台的，绝无拆台之意。我很高兴，你能把我的意见直接转上去，关于如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我可以向中央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王若望的这一次谈话内容，经我整理，刊登于十月四日第二十二期《上海信息》上。这份内参按例于当天就电传给了北京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听说中办秘书局又在直送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的《信息专报》上全文转载了这份材料。
    《上海信息》登出王若望这一谈话没几天，我又到王家里去了一趟。我是特意送他一份这期内参的复印件，这是我一开始就答应他的。
    王若望将这份材料浏览了一下，点头说：“嗯，蛮好，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