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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王若望挨了批（之二）
作者:c-xd 日期:2014-01-26
我为王若望挨了批（之二）
这一年年底，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在皖、沪、京、宁、浙等地，数十万大学生呼喊着要求“民主”与“法制”的口号，走上街头，为民请命，希望敦促党和国家加快政治改革的进程。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打电话给王若望，问他是否卷入这一场学生运动了。他说没有。接着，他在电话里就对我谈开了：这次学生上街，完全是自发的行为，应该进行疏导、对话。叶公琦出面在外滩一讲话，很多人就散去了，由此也可见出这确实不是有组织的行动。警察的十二条规定，太愚蠢了，怎能这样搞法呢？报纸登出《答记者问》的同一天，刊出了胡乔木的文章，影响也不好，乔木名声太臭了……
他邀我过两天上他家去，跟我详细谈谈。
每次跟王若望交谈，他那不落巢穴的见解，都能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沉闷的领导机关呆久了，能听听他的声音，尤觉可贵，就恍若在密不透风、令人窒息的笼子里吸进了一股新鲜空气，能帮你打开一点新的思路，能让你学到一点新的东西。如果说几年前我与王若望刚接触时，我仅仅把他作为一个工作对象，我在个人感情上对他还谈不上有什么好恶，那经过这几年断断续续的接触与了解，我对这位历经坎坷而仍然对党和国家的革新、发展一往深情的老布尔什维克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意。
三十日上午，我登门拜访了王若望。
当天下午，我以《王若望同志希我党以疏导方式对待学生上街游行 建议以放宽新闻自由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为题，把王若望的谈话内容整理出来了。我觉得王若望讲的这些很有道理，对我们党处理好当前的学生运动很有参考价值。我希望党中央的首脑能或多或少采纳王若望的这些意见。我何曾想象得到，稍后连党的总书记也会变成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呢。我对叶副处长说，这份材料您能否看得快一些，最好不要多耽搁时间——按这儿的规定，要经这位副处长签字后才可送排清样。叶嘴里喏喏，而实际上，他把这份材料压了三天才签字送排。题目中的“同志”两字也被他拿掉了，那不用说，他是以此表示了对王若望这位以 “右”著称的老作家的鲜明爱憎。在内参中，一个人的名字后面有没有“同志”两字，有时候含意是大不一样的。
清样排出，送到田处长手里，已是八七年一月五日，星期一。就在这一天，上海市委召开全市党员负责干部紧急会议，传达邓大人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把总书记、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召到家里谈话的内容以及中央根据这一谈话内容而发的中央文件。
邓大人主要是谈对学生运动的处理问题。在此之前，中央对学生上街游行，至多称为“学潮”而已，邓大人则一语中的：“闹事”。对学生闹事，邓的态度也极明确：“要坚决采取措施”，“必须坚决处理”，“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邓在讲话中以十分严厉的口气讲到王若望：“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办？”邓还说：“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中国最高权威对王若望作如是说，小小王若望这一次是无论如何在劫难逃了。
不过，按着邓大人这一次谈话的思路来看，王若望这一回却是被冤枉的。邓说：“有的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既然如此，王若望这次学生闹事也没有参加，也就该表扬他才对么，怎么反而指责他“猖狂得很”呢？
不过到这个时候，我整理的那份王若望谈话，已成为马后炮，本来也不用再出了。可是，田处长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将清样稿直接送给了办公厅主任马松山。而往常，同样的内参材料，报市委的《情况反映》由这位部门负责人签字就可印发，电传北京的《上海信息》由一位副主任签发也就可以了。
第二天，田处长神色有点紧张地找到我，嗯嗯地清了几遍嗓子，而后表情有点不大自然地对我说：“你写的那份王若望的材料，马主任亲自看过了，他说，要你写份材料，说明一下你是怎么去找王若望的，王若望到底还跟你谈了些什么。要你尽可能写得详细一些。”
我一听，吃了一惊，这不是要我写“交代”么？不是要查我与王若望之间是什么关系了吗？怪不得田处长的表情那么不自然。出于一种防卫的本能，我马上反击说，我跟王若望纯粹是一种工作上的关系，我反映他的意见，是不是客观反映，我负责，他讲得对不对，我没资格下结论，那是供领导参考的。这种交代材料我不写。田处长不得已把马主任的批示拿出来给我看：“此文不发。请晓东同志将找王若望谈话的经过和原始记录整理一份给我，(已印的《情况反映》也暂不发)马松山 1月6日”田说：“你还是写一份吧。”
“不写。”我头一扭，走了。
过了几天，田又对我说，马主任刚才又来电话催问你找王若望谈话的事，你还是按马主任说的写一份“经过”材料吧，不然，我在主任面前没法交待呢。
“有什么好写的？王若望说些什么，我整理的材料里不是都有了吗? ”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提醒我，千万不能写这种东西，不管你有理没理，也不管你怎么写，它总归是一份类似于“检查”之类的东西，把这种东西往一个人的档案里一塞，谁知道以后拿了这玩意儿怎么来整你？听说这位马主任以前整人就很有一套，前些年他在金山县搞调查组，把该县领导班子搞了个一锅端，于是这位原在松江县当个中层干部的调查组长，便被留在这个县里当了县太爷。后来我还听说，上海这次按邓大人的旨意定要把王若望开除党籍，在拼凑所谓的“错误事实”材料时，王若望于八六年下半年在上海市松江县文化馆发表的一个讲话，占了这份材料五分之一的篇幅，而王的这个讲话，是当时松江县的宣传部长密报给马主任的，马如获至宝，马上将此作为王若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罪证”，专报了北京中央办公厅，王讲话中对邓小平有几句不大恭敬的话，果然将邓彻底激怒了。像马松山这种不学无术、专靠对上拍马和对下整人来体现自己价值的人，是恨不得要叫王若望吃官司吃枪毙而后快的……
“要么，你真的不肯写的话，你自己跟马主任说一下？”田又对我说。
“好吧，我自己跟马松山说。”看田那副无奈的样子，我也不叫他为难了。
我要总机接通了马主任的电话。
“你要写清楚，你为什么会去找王若望的？前前后后详细的过程。王若望到底还说了些什么？”电话里马主任的话语，威严中藏有一丝杀机。
“我与王若望之间，纯粹是工作上的往来。王若望说些什么，清样上不是都有了吗？”
“你写个更详细的材料来。”主任使用了命令式，已不容你再作任何解释、说明。
“那，好吧，我尽量把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补上。”我这句话尚未说完，对方已把电话“啪”挂断了。
我找出未被田处长删减的第一份清样，尽挑对王若望比较有利的内容，做了些补充，比如，在“(我) 也没去大学发表什么演讲。”后面补充了“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调查，我真的没有介入。”在“芮杏文同志来上海工作后，政治上对我是关心的”，补充了“听说是他保了我。”在“我只有补船之心，而绝无拆船之意”，补充了“有的人不理解我，好像我这个人对党怎么样了，其实我是希望我们党好起来，希望我们国家好起来。”在“报纸上刊登了这个大员那个大员的发言”，补充了“像周谷城说的‘西方民主不是一朵花’，就能批倒了？”等等，共增加了十几条。我将这份东西装进一个信封，通过收发室送给了马松山。我也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也许只有通过像别人一样“义愤填膺”地骂王若望，跟这个“老右派”划清界限，这才是保护自己过关的唯一途径。实际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党正号召上海几十万中共党员声讨王若望，多一个人还是少一个人骂他， 对这位挨批的活靶子已无任何实际意义。我跟王若望本来就谈不上有什么私人交情，我也并不完全赞成他的全部观点和做法，在康办这个党的领导机构里，我若顺着刚下发的中央文件和邓大人的旨意骂骂王若望，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我就是不愿意在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已经落井的时候，再跟着众人往井里扔石头。我唯有无声地自我叹息，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一月十四日，市纪委副书记朱达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丁锡满和市纪委审理处处长孙有才等人把王若望叫到市纪委，向他宣布了把他开除出党的决定。
没几天，我去富华家中聊天。他家住在上海西区靠近万人体育馆的高层公房里，两个房间，一间会客兼画室，另一间是卧室。富华出身满族，一九二八年生，十六岁即参加革命，十八岁加入中共。解放前夕被捕入狱，凭着一身武艺在牢房大屠杀前逃了出来。一九五六年让他负责筹建上海中国画院。五七年“反右”时他说画院没有“右派”，于是上头说他“包庇右派”，把他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宝山去养猪。“文革”中又将他关押三年，后又让他去干校养猪。至七九年方被平反，任上海油画雕塑室支部书记，八五年未到退休年龄就将他免了职。他的经历再次证实了，在当今社会，越是生性耿直的好人，越难以逃脱受恶官欺负的厄运。不过，几十年来，仕途坎坷，促使他认真学画、画画，居然从一名党的小不点干部成了一个在国际上小有名气的画家，这比一辈子当个党的小官僚不能不说是一条更好的出路。这也许又反证了一条：好人最终还是有好报的。
富华先生是我为数不多可以谈谈知心话的好友。从海墨画社拟在春节举办一个迎春画展，谈到他被英国皇家美术协会吸收为名誉会员不久将再度去英国讲学，又谈到当前正在进行的又一轮反自由化运动，很自然地就谈到了王若望。
“王若望还到你这儿来喝酒吗？”
“来，照来不误。他被开除出党的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被开除出党了，问我以后是不是还能来我家喝酒？我说，我们还是朋友，照样欢迎你来，不管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上个星期六晚上他来过，这个星期六晚上他肯定还会来。”
“你不怕吗？王的一举一动都是受到监视的。”
“怕？有什么好怕的？我经历的多了。他们能把我怎样？有的人还想从我家阿姨这里打听我与王若望的关系，阿姨回答得很好，说是王若望在家里他老婆管他管得很紧，没有老酒吃，就跑到富华这儿来吃两杯老酒，至于他们谈点啥，她没去听，听也听不懂。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共产党这样搞法，是大失人心的……”
“近几年我跟王若望也有过一定往来，我也很同情他的遭遇，他现在落难了，照道理我应该去看看他，不过说老实话，我不敢再上他家去了。为了去年底我采访整理的一份王若望的内参材料，康办主任马松山已经在怀疑并要追查我与王若望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呢。”
“哦，还有这么回事？你不用怕。你别看有些当官的好像厉害得很，其实是心里有鬼，心里本来就是虚的……”
“我一口咬定我与王若望是工作上的关系，康办主任没从我身上捞到什么东西，这事也就过去了。”
谈到后来，我对富华说，若王若望再到他家里来时，请代我向他问好，叫他自己当心身体。
富华点头道，他一定会把我的这句话带给王若望。
我当时没有料到，就是这么一句很简单的并不涉及政治内容的问候，竟会在康办里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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