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康办（回忆录选载）

作者:c-xd 日期:201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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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初进康办

    大学时光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八一年秋季，“文革”以后首批招收的大学生，因为是七八年春季入学的，此时已进入最后一个学期，每个学生毕业后何去何从，被提到学校议事日程上来。有一天，中文系负责我班毕业分配的叶老师约我谈了一次话，他开门见山对我说：“你原来的工作单位正式派人持函到我校来过了，想把你要回去，说是对你的工作安排都已考虑好了。我们学校的想法嘛，你未必要回原单位，根据你的情况，我们会把你分到比较理想的单位去，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到时候再回原单位也不迟，你看怎样？不过，你们是文革后头一批大学毕业生，国家很重视，毕分方案是不差的，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分配去向张榜公布了——我被分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即在上海被许多人称为“康办”的那个地方，这也亏得发生在文革中的“康平路事件”，才使许多上海市民知道了，在那条极为僻静的小路上，那个有解放军日夜把守的大门里，才是货真价实上海市最高领导机构所在地。全系就这么一个“康办”名额，似乎是公认最好的一个名额，居然落在了我的头上。跟我同一宿舍的吴惠源捶了我一拳，大呼小叫道：“老兄，祝你鸿运高照，步步高升，康办可就是上海的中南海啊！”我一下子有点惶然，无言以答，班级里学生党员不下十来个，康办是党的领导机构啊，怎会让我这个无党派人士进去呢？叶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疑惑，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市里来挑人时就有言在先，首批选拔大学生进市委机关工作，标准是严格的，考虑到‘文革’的特殊情况，不一定非要党员不可。你去那里，放心大胆地工作好啰。记住，以后别高高在上，别忘了把你输送出去的母校啊！”
    全班七十多个同学，分配去向主要三个方面。一是本市及外地各级党政等机关，如唐代凌分到市府教卫办组织处，陈静英、屠颖颖分到市妇联宣传部、福利部，王伟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吴基民市委统战部办公室，李小棠市政协文史组，陈苏宁市财政局办公室，孙进市高教局办公室，王兆军北京全国最高人民法院，苏玲北京市总工会组织部，李光北京市司法局，杨德华北京中央党校教务处，易桂鸣广西团区委办公室，等等。二是跟中文专业较为搭界的文化单位，如徐克仁《新民晚报》文化组，倪镳上海少儿出版社，卢新华、郦国义《文汇报》文艺部，陈可雄《文汇报》驻京办，李志勇北京新华社对外部中文组，张胜友北京《光明日报》总编室，李辉《北京晚报》文体组，张锐甘肃《飞天》编辑部，杜建国湖北文联《长江》编辑部，何昌宇四川人民出版社，胡文佩山东人民出版社，等等。三是留校及其他大专院校的，留校的有王群（党委办公室）、陈思和（当代文学研究室）、张兵（《复旦学报》编辑部）、周斌（现代文学研究组）、颜海平（文学理论教研组）等，其他院校有：陈晓明上海外语学院汉语教研组，张宗原华东化工学院语文组，朱迎平上海财经学院汉语教研室，胡平江西师范南昌分院，刘东山福州大学语文组，等等。部队来的尹学龙、陈吉福、谭建、周章明，仍回部队系统。孙乃修、梁永安、余学清入读本系研究生，王贻梁考取了历史系研究生。还有一位徐国民，毕业前夕就去美国留学了。
    按社会上普遍的认同感来说，这样的分配去向，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
    八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四，农历正月初四，春节刚过，我就去康办上班了。白色通知单上写着的地址是康平路一百六十五号。一四五、一四七、一四九……我沿着康平路高大的篱笆围墙边走边数号，走到一百八十一、一百八十三号了，黑色的竹篱笆密集厚实，根本没有缝隙可望见里面，也仍然没看见要找的一六五号。也许，刚才走过的那道由荷枪实弹解放军把守着的大铁门，就是这个号了？我回过身来，看到有人正往大铁门里走，到门口停下，拿出一张白色纸片，交给岗勤查验，然后，被允进入……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白色通知单，攥在手里，向大铁门走去。一位军纪端肃、面部没有任何表情的解放军战士，上前一步拦住了我，我将手里的白纸片递给他，他仔细看了看，还给我，后退半步，以目示意，我可以通行了。一切就像做梦一样。我松了口气，就这么着生平第一次迈进了这道曾经令我敬畏、也令许多上海市民倍感神秘的大铁门。
    走进去后，迎面是一道丈许高的树丛，平时从康平路上走过的行人只能看到这道天然屏障。绕过树丛，顿觉别有洞天，仿佛来到了一个小公园，那高大挺拔的雪松、玉兰、水杉、香樟，郁郁葱葱，那由一圈冬青环抱着的天鹅绒草坪，平整如毯，还有各种我叫不上名儿的花卉，嫣红姹紫，争奇斗艳。农历节气大寒刚过，天气犹冷，但这院子里生机盎然的花草树木，已让人感受到一股早来的春意。我简直不敢相信，难道我以后就天天来这么美丽幽静的地方上班？
    但我必须承认，院子并不像我原先想象中那么大，一些房子的灰黄外墙涂料已显得斑驳脱离，比我想象中要陈旧得多。按照白色通知单上的说明，我走进了一幢四层楼的平顶建筑物——这就是“小礼堂”了，里面暖气开得很足，底楼会议室里，已有不少人坐在里面。地上铺着厚厚的大红地毯，绿色大窗帘将窗户遮得严严实实，吸顶灯投射出柔和的光线。会议开始，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做有关上海开展党风调查的动员报告。以前我只是从报纸上看到过他的大名和照片。只见他中等身材，体格强健，脸色红堂堂的，声音十分宏亮。他自我介绍说，他已六十八岁，过去在中南海工作时天天跑步，现在每天早晨仍坚持跑步二千五百米，从不感冒也从未住过医院。
    过了一天，分组学习市委去年底召开的组工会议三个文件。我担任记录。忽然，有位市委组织部的女同志跑来找我，悄悄把我叫到门外，说是有关领导认为，我以非党员身份去搞党风调查不太合适，决定改派我和另一位大学生去团市委搞三个月青少年问题调查研究。我问她什么时候去团市委办报到手续？她似乎以为我误解了她的意思，赶紧向我说明，去团市委是暂时的，我的工作关系仍挂在市委组织部。至于团市委那里，今下午就可去接头。她还叫我千万别有什么思想负担。“思想负担”？经他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是呀，我这个非党分子要是真的掺杂在一大批党员中间去调查党组织的内部情况，没准倒真会背上什么思想负担呢。
    下午，我和师院中文系毕业的李文军一道去团市委，他年纪比我小，跟我一样，也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团市委坐落在热闹的陕西南路上——这幢很有特色的小洋房，今天已改为“马勒公寓”。团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吴中海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说是市委组织部已跟他通过电话，决定让我们去“上海市青少年问题研究所”工作一段时候。他介绍说，这是团市委和社科院刚成立的一个部门，所里的负责人都是由团市委派出的。他把我和李文军领到二楼一个狭长的房间里，交接给青少所副所长郭真女士，所长金志堃刚好出去了。郭五十出头，长得胖乎乎的，初次见面，给人印象不像个做研究的学问家，倒像个慈祥可爱的老妈妈。市委机关办事效率还不赖，上午通知我来团市委，下午到这里，不仅我和文军的办公桌都已搬来，就连交给我俩的研究课题都已考虑好了，叫我搞青少年犯罪问题调查，交给文军的是青少年待业问题。
    在这里，文军碰到了师院哲学系毕业分到这儿来的苏颂兴，校友见面，分外亲热。一问起来，小苏倒是个不折不扣的布尔什维克，在校还是学生会主席呢。小苏对文军和我能分到康办工作称羡不已。世界上的事，有时阴差阳错，就是这么怪，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以。
    青少所原先交给我的课题，肯定要跟许多青少年犯罪分子打交道，我觉得挺新鲜挺带劲的，可是刚看了几天材料，所长金志堃要我参加他担纲的重点课题“青年中社会思潮问题”调研，只好把犯罪问题扔下了。所谓“社会思潮问题”，是个十分含蓄的名词，其真实的含义，似乎是指有别于官方正式理论的一些政治观点，其代表人物与主张，好像就是青年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了。青少所专门给市委宣传部打过一个报告《关于研究青年中社会思潮问题的请示报告》，说了一通冠冕堂皇的套话后，写明“鉴于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虽被取缔，但仍有极少数青年还在进行秘密活动。而这次调查又要广泛接触一些代表性人物。……在实际工作中仍有可能产生与公安部门和有关党委工作不协调以至发生误会的情况，如发生上述情况，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同我们联系，也请市委宣传部把我们这次研究工作的目的、要求和工作方法告诉有关党组织，以便协调地进行工作。”市委宣传部（82）第七号文件批准并转发了这个请示报告，这样，青少所为开展这个相当“敏感”的课题找到了一顶保护伞。
    有一份本市公安部门有关这些“代表性人物”的“内控”名单，多达三十几人，分布于学校、工厂、商店、菜场等各方面，其中以大专院校为多，如【下略】……等等。因为多年来我在政治上的淡漠，对名单上那些人我基本上一无所知。令我吃惊的是，我的同班同学某某，竟然也名列其中！在我印象中，某某是个思路敏捷、为人正派的人，他对经济很有兴趣，复旦校刊上曾发表过他探讨工业中集体所有制形式的文章。毕业分配名单公布后，同学们都各奔东西了，只有他迟迟未被安排工作，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根据青少所的安排，我先后和俞啸云、陈小亚等结伴，走访了内控名单中的一些人，这些人目前的处境都不太妙。有个在“明月”皮鞋修配店里干活的胡可师【下略】……但后来，那一批人都成为政治需要的牺牲品了。
    曾当过单位总支副书记的练增民【下略】……
    在上海百货供应站上班的俞清霞【下略】……
    某某不在走访名单里，但我想我不能对这么一个同窗好友落难坐视不救。我独自一人，悄悄地去哈尔滨路他家里看望。【下略】……他有一年回国，听说我因得罪“圣上”倒了点霉，别人见了我都躲得远远的，他不怕受牵连，还送给我一个小红包，至今回想起来我仍感动不已。
    我和文军在青少所待了五个月。七月中旬，接市委组织部通知，让我们正式去康办上班。我觉得青少所的空气还是比较宽松的，调研课题的选择也有较大自由度，说真的，若就在这里干下去，倒也不坏。
    再次迈进康办大门，已是初夏时分，草木愈见葱茏，晴空亮日，绿树遮荫，大院里不见人影，比上回进来时更显恬静。在一幢空荡荡的小楼里，机关党委书记金国政已在等候我和文军。金五十多岁，曾经当过夏征农的秘书，为人十分和气。他和颜悦色地跟我们闲聊了几句，称赞我们在青少所表现不错，随即告诉我们，经请示市委领导，决定将我俩暂时调到“打击办”去工作。
    打击办？啥个打击办？我一下子没听懂。
    金书记看出了我的疑惑，笑着解释说：“‘打击办’，是‘中共上海市委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我们这儿习惯上都叫‘打击办’。”
    噢，名称这么长，不好记，我心里暗自说，但我记住了要点，就是打击经济犯罪的。上回去青少所搞犯罪调研没搞成，这回倒是要跟经济犯罪打交道了。
    “打击办是由市委直接领导的，”金书记略微加重了一点语气，“立教同志亲自兼任组长。你们后天再到我这儿来一次，具体安排你们的工作。”
    两天后我和文军再去机关党委，金书记拿出一张已填好的介绍信，叫我们去宛平路十一号，到市纪委找瞿云宝同志接头，打击办目前就设在市纪委里面。我们找到那里，外面围墙很高，没有挂牌，门卫很严，也显得神秘兮兮的。进去后，找到了一幢淹没在绿树丛中的小洋楼，找到了在二楼办公的瞿云宝。我觉得瞿的脸很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关于工作安排，瞿说，办里已经研究过，小李留在简报组，叫我去综合组。说完他站起身来：“我带你们到组里去一下，接个头。”
    瞿将文军带进底楼一间办公室，叫我等在门口。过一会儿，他一个人出来了：“走，我带你去综合组。”他把我领出了小洋楼。
    “综合组不在这里吗？”我问。
    “在康平路一百四十一号。一百四十一号，你总知道吧？就是过去市委《党的生活》编辑部。”
    其实我并不知道，只好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你父亲还好吧？他还在海运局干总船长的工作吗？”瞿突然换了一种亲昵的口气跟我说话。我想起来了，文革中我父亲下放到市公交干校劳动，离奶牛场不远，有时我去父亲那里聊天蹭饭，见过他的，怪不得这么面熟。文革结束后，我父亲被任命为海运局总船长、上海航海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副局级，还被委以市人大代表，总船长这个位置，在航海界可以算是做到顶了。前两年瞿被从海运局抽调到市纪委筹备组工作，不久后纪委正式成立，他是纪委常委。听说再往后他被调到长宁区当了人大主任。
    “我考虑，简报组的工作比较单一，小李年纪小，就让他去搞简报。综合组需要一定的分析概括能力，对培养锻炼人的全面工作能力更有益处，所以让你那里工作……”
    边走边说，很快就到了。这是一幢临街的花园洋房，柚木地板，蜡地钢窗，结构十分精致。门口也没有任何标志。瞿把我介绍给了简报组负责人老宓，就回去了。老宓叫我下星期一正式来这里上班。
    真没想到，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星期一上午，我去康平路一百四十一号上班，老宓一看到我就说，瞿云龙来过电话，接到康办通知，叫我和小李马上去康办上班。他没说临时变动的原因，但从他吞吞吐吐的样子，不用说我也知道，党外人士去市委“打击办”也不合适吧。此刻，我想起了市委组织部那位女同志要我离开党风调查组时说的那句话：“千万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此刻，我倒真的有点思想负担了。既然这也不合适，那也不合适，当初又何必把我分到康办来呢？康办地位当然是不在调查组和打击办之下的，听说在这里工作的人，连驾驶员、炊事员、清洁工也没有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工作是能适合我这个党外人士干的呢？我心里隐隐有一种预感，今后在这里上班，不会一帆风顺的……
    机关党委金书记依然和蔼可亲地跟我和文军谈话。他说经请示市委领导，考虑到市委办公厅研究室的工作任务比较重，决定让我们去那里工作，不必去“打击办”了。说毕，他打电话把研究室支部书记汪某某召来，叫他带我们俩去研究室上班。
    汪支书年近五十，个儿中等，圆脸方腮，看上去挺厚道。后来听说他曾经是马天水（1912-1988）的生活秘书，“四人帮”以及在上海的干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倒台后，他因为检讨深刻、态度诚恳，被康办留用下来。汪带着我俩在研究室的各个办公室转了一圈。研究室一共十几个人，分三个小组，一组负责编写简报，二组主要联系经济口，三组主要联系文教政法口。李文军被留在一组。把我领到三组留下了。
    从今天起，我算是正式进康办上班了。

[本日志由 c-xd 于 2013-11-19 09:33 PM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