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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涵：“晚报房子包我身上。”(回忆录选载）
作者:c-xd 日期:2013-12-03
二十一．汪道涵：“晚报房子包我身上。”
上海《新民晚报》的房子问题，也是“文革”后的一个“落政”（“落实政策”之简称）问题，比起“回国专家”胡志伟的“落政”经历来，晚报的遭遇更加曲折多变、跌宕起伏。
《新民晚报》是国内一份老资格的地方报纸，它的前身是二十年代末创刊于南京的《新民报》，上海版的《新民报•晚刊》于四十年代中期问世，报馆设在靠近外滩的圆明园路五十号，总编、社长是以笔锋犀利名噪一时的赵超构（1910-1992）。解放后，《新民报•晚刊》易名《新民晚报》继续出版，“文革”中晚报被迫停刊，报馆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占为出版《工人造反报》的大本营，“工总司”的一位司令就是后来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文革”以后，报馆被用作上海业余工业大学黄浦区分校的校舍。
一九八○年五月，上海市委 [80] 批字第111 号文批复了市委宣传部[80]159 号文“关于筹备《新民晚报》复刊的请示报告”。计划于八○年十月一日正式复刊。可是，复刊在即，晚报却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你去向学校讨还房子吗，回答说这房子不是我们抢来的，是区教育局拨给我们使用的，你有事找我们上级单位去。你去跟教育部门交涉吗，回答说这房子让出来可以，但你要拿别的房子来换，四化建设，教育先行，你不能把已被“文革”剥夺了学习权利的年轻人再次赶出教室吧。推来推去，没个结果。他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面临的似乎是一个已不复存在的被告，既然被告都不存在了，原告又向谁去讨回这笔欠债呢？
还算好，晚报社长赵超构的大名，对基层来说，人家或许不一定买他的账，有时甚至根本不把这个无职无权充其量只会写写文章的老头放在眼里，而在领导层里，大家对这位毛主席生前多次约见的知名人士、历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是相当看重的。
八○年六月十日，市委书记夏征农、市委副书记陈沂对《新民晚报》要求落实社址问题作了肯定的批示。
七月八日，夏征农、陈沂又对晚报房子问题作了批示：“请业余工大黄浦分校先腾出一层楼面归还晚报使用。”
七月十七日，陈沂又批示：“《新民晚报》出版在即 (原计划八○年十月一日出版)，请钟民同志关怀处理一下这个问题，使其筹备组人员有安身之所。”
市委书记钟民批示：“杨堤同志：请你与甦平同志和房地局尽快研究解决.”
七月二十八日，副市长杨堤批示：“甦平同志：新民晚报的房子问题，如何解决，请你筹谋，并和有关单位研究解决，如需我参加，请告我。”
八月十二日，市委书记、市长汪道涵批示：“请甦平同志解决。”
九月十八日，陈沂批：“这样行不行？请吴健同志阅。”“怎么办？还是按会议商定的办。”
十月十七日，汪道涵批示：“请甦平同志处理，有何困难，须副市长协助，请告。”
十二月四日，陈沂批示：“请两位同志抓一下，以解决新民晚报房子问题，这个问题拖得太久，我们都不好向办报的同志谈了。请谅。”
十二月二十二日，市委书记韩哲一对晚报房子问题作了肯定的批示。
八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陈沂再次批示：“道涵同志并甦平同志：新民晚报的房子问题拖得时间太长了，这样下去，不仅影响报纸出版，也影响赵超构这些人的情绪，他们会在这次人代会提出的。业余工大这样办事的确不好，请你们再督促一下，至感。”
汪道涵再次批示：“甦平同志，即请你解决。”
这真是，不尽批示滚滚来，对晚报房子问题作出批示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副书记、上海市市长、副市长不知其凡几。
进了康办以后，我才知道，能有这么多领导对晚报房子“落政”问题作出一次次批示，是很不寻常的。通常经过收发、信访、秘书等部门筛选后送给领导阅看的大量书面材料，第一关先送到领导者的秘书手里，秘书照例要根据材料的性质和轻重缓急进行筛选、分档、送阅。有一部分材料，秘书认为没必要干扰领导的宝贵时间，到此就结束了它的公文旅程。
而对于每天摆上领导者办公桌的一叠叠各种各样的请示、报告、简报、内参、来信、通知、文件、电报、电话记录等等，领导大多只是粗粗地浏览一下而已。对有些专报上写有或印有他的名字上，他或许会划上一个圈，再签上日期，这就是“圈阅”。何谓“圈阅”？以前我并不懂，只记得“文革”中听传达中央文件，凡听到开头有“毛主席已圈阅”这么一句，便不由得肃然起敬，觉着份量重了许多。其实“圈阅”表达的是一个模糊概念，大概意思是，已经看过了，知道了，若再引申一点，还带点没明确反对的意思，但这个意思有时候又是算不了数的。
还有一种, 领导会批上“请某某同志阅”或“请某某同志阅处”的字样，这通常是批给地位略低于他而又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的，往往带有这么一种意思：我提醒你不要忽略了这件事，这件事是该由你来处理的，等等。在领导批示中，这一类占了相当多的比例。
最后一种，对事情该如何解决表示明确的意见，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等等。这类批示，才是最鲜明地体现领导者的领导意图和领导风格的精华所在。有的领导很少作这类批示，有的则相对多一些，但总体上说，这种批示是比较少的。
遗憾的是，虽然有那么多市领导对晚报如此垂青，晚报的房子问题在很长时间里还是原地踏步、纸上谈兵。后来在八一年四月召开的市七届三次人代会上，汪市长把市委书记钟民、市府秘书长甦平（1913-1987）、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健找来，一起研究晚报的房子问题，并决定给晚报盖一幢新的办公楼，面积可比原来大一些。汪市长还特意在会场里找到赵超构，把刚才作出的决定告诉他说：“晚报的房子问题，我已经抓了。给你们造一幢新的办公楼，年内造好。具体由甦平同志负责。”
八二年元旦，停刊十五年的《新民晚报》正式复刊了，说年内就要盖好的晚报新大楼，连个影子都见不着。晚报临时在九江路四十一号过度，这是一幢高五层的老式大楼，陈旧不堪，晚报使用一、四两层，其余三层是工厂车间，大功率的磨粉机一旦开动起来，整幢大楼的地板、天花板都为之震动。有位老经济学家曾经感叹：现在晚报工作场地的条件，比当年为国民党所敌视的《联合晚报》还要差。
八三年夏秋，我因公事去了几趟晚报，九江路晚报临时社址的拥挤、嘈杂、闷热、昏暗，使我感触很深。晚报在这样的条件下办报，发行量从复刊初期五十万份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份，真是不容易。我向晚报总编辑束纫秋、办公室主任王玲、晚报大楼筹建人员乐胜利( 著名漫画家乐小英之子) 等人比较仔细地了解了晚报造房拖到现在的症结所在。两年来，晚报的房子不仅没有盖起来，相反，事情甚至弄得更加复杂化了，而问题的症结，除了一开始机管局和老干部局都看中了本来答应给晚报的一块地皮，后来在很大程度上，跟市府秘书长过于袒护机管局以及建房方案一变再变有关。晚报作为一家发行量挺大的报纸，在社会上办事还是比较吃得开的，但在掌握实权的汪市长大管家面前，他们就吃瘪了，而且吃了亏还不敢多说，万一惹恼了大管家更没好果子吃。
我对晚报建房几年来一变再变、一拖再拖的情况做了仔细的调查研究，理清了脉络，我觉得，至少在晚报建房这件事上，汪市长一再委以重任的市府秘书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哪有这样搞法的？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官僚主义拖拉扯皮问题，无异于是政府高级官员渎职失职的问题了。
出于一种工作责任感，也是出于对赵超老的敬重和对晚报的同情，我将调查所得，写了一份有关晚报房子问题来龙去脉以及如何解决的材料，两千来字，拟放在内参里用。那时水牧已调来研究室三组当组长，他把稿子看了后还给我说：“这不是告市府秘书长的状吗？不妥不妥，还是慎重些好。”
稿子被组长枪毙了，我心有不甘，就将稿子压缩成几百字，交给了编《重要情况摘报》的李文军。文军将每天一期的摘报编好后，交室主任直接签发，无需当组长的来插一杠子。这条短讯很快在十月份某期《重要情况摘报》上登了出来。
晚报建房选址至今未落实 赵超构对此很失望
《新民晚报》的建房问题，两年多来，胡立教、汪道涵、韩哲一、钟民、夏征农、陈沂、杨堤、杨恺等同志先后作了29次批示和口头指示，但至今未能解决。去年年底，晚报等单位以换地的方式与机管局拟定了在该局汽车修理厂原基地上合建一座13层综合性办公大楼的草案。今年五月合建大楼的扩初设计上报市计委、建委、规划局等部门后，甦平同志又多次提出变更要求，致使待批的扩初设计至今未能确定。晚报的同志对报社选址长期不能解决，意见很大，感到不可理解。赵超构同志失望地说：“他再也不想找市长、书记反映晚报建房问题了，因为谈了也没用。”
(三组 陈晓东)
汪市长把这期《重要情况摘报》上有关晚报房子问题的短讯批给了副市长倪天增，大意说，请甦平同志坐下来，与晚报的同志好好地商量一下这件事，请天增同志也过问关心一下。
听说苏秘书长获悉汪市长的批示后，大发雷霆，几次指责晚报：“现在正在整党，晚报这个时候告我的状，是不是要把我搞下去？”他又向别人打听，陈晓东为何许人？跟他有什么过不去？
这可真是冤枉了我，我跟这位秘书长大人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客观公正地反映情况，这不是一个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应尽的职责么？我只是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为晚报和赵超构说几句公道话罢了。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晚报建房的事依然毫无进展，照这样扯皮扯下去，不知要扯到何年何月！八四年春节过后，我写了一篇内参稿《晚报建房一拖再拖 目前仍然进展艰难》，有两千几百字，分析了晚报建房久拖未决的原因，并提出了如何解决的建议：“鉴于晚报建房工作几年来一拖再拖至今未决，建议市委或市府的领导同志能直接抓一下此事，把计委、建委、机管局、宣传部、晚报、规划局、设计院、汽修厂等有关单位召集起来，把建房方案切实确定下来，并责成有关方面限期完成。”那时研究室已经跟办公厅分了家，我被调入办公厅综合处，又将我临时借调到“市委思想工作小组”，我就同时在两个地方当差，“小组”若有什么事，我就去“小组”那里应卯，“小组”那里没什么事，我就仍在综合处上班。对这篇稿子，我的顶头上司顾虑重重，怕得罪人，不同意印发。出于无奈，我把稿件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利用办公室就在汪道涵楼上，常有机会见面的便利，把稿件直接交给了市长。
过了一个星期，我在机关大院里碰到汪道涵，便问他：“汪市长，关于晚报的那份材料您看了吧？不知您……”他站住脚，点点头说：“看了，我已经批下去了。请你转告赵超构好啰，就说我汪道涵说的，晚报的房子包在我身上，我一定给他造好。”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实在不行，我另外批一块地皮给他，一定帮他造好。”
我说：“我就这样告诉赵超老？”
汪市长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对，你就这样告诉他，就说是我汪道涵说的。”
告别市长后，我马上跑到五楼我的办公室里，给晚报挂了电话。赵超构不在，是束纫秋接的电话。我兴高采烈地把刚才汪市长那番话一五一十一字不漏地转告给了他。
束总编毕竟比我成熟老练得多，他在电话里的口气可不像我那么乐观：“好的，我负责把汪市长的这一意见转告老将。不过，汪市长已经批了不知多少次了，不晓得到底啥辰光才能真的造起来……”老将——这是晚报同仁之间，对老社长赵超构的一个亲昵称呼。后来实践证明，这位总编先生的悲观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四月间，春暖花开，又到了每年召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了。赵超构此时已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可以享受副部级的待遇了，但他自己住的房子，依然是上海虹口区溧阳路一条老式弄堂里的简单住宅。组织上曾几次敦促他举家搬迁，他都谢绝了。老人的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晚报的房子问题，至于自己住的房子，已经住了几十年，过得去，也就行了。
在这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小组会上，当赵超构谈起晚报的房子问题时，这位平日涵养深邃的老人，显露出一种罕有的激动。他说，新民晚报解放前就有自己的报馆，一直到“文革”前夕还归晚报使用。“文革”开始后，晚报被迫停刊，房子被“造反派”强占去了。“文革”以后，理应落实政策，可房子却不还给晚报。市长说要给晚报造一幢新的办公楼，委托市府秘书长甦平来落实，可是好几年了，别说房子，连地皮到现在都没落实。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一天到晚变来变去。这两年，我就像是被人当猴耍，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被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当猴子一样耍了两年。晚报，是国家的，不是我赵超构个人的，给晚报造的房子，也是国家的，不是我赵超构个人的，就算我赵超构用上几年，我死了以后，还不是国家的？晚报，在国民党时期还有自己的房子么……赵超构会上所说将他当猴耍的那位七十岁的老人，就是指的被汪市长依为股肱之臣的市府秘书长甦平先生。
中央统战部一份名为《零讯》的内参上，以《赵超构近日的一些想法》为题，登出了赵超构在政协小组会上的这个发言。
赵超构的发言，对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触动很深。他用一支特大号的红铅笔，在赵超构说的“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被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当猴子一样耍了两年”这两行下面，划上了两条很粗的红杠杠，并在《零讯》首页上作了批示：“赵在第四页上提的一个问题，请启立同志要人要上海限期解决。否则影响太不好了。”批示的日期是四月二日。
第二天，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批给了正在北京开会的上海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阮崇武：“请将耀邦同志批示办理情况告诉中办。”
阮崇武于四月十日将此件批给了上海的几位领导：“复印报国栋、立教、道涵、杨堤同志阅。请天增同志、祥明同志速办并报中办。”
四月二十五日，上海市政协组织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委员参观视察了新民晚报社。《文汇报》以近千字的篇幅，作了题为《晚报社址扯皮三年迄无着落》的报道。这篇报道指出：
参加这次视察活动的有新闻、出版、教育、科技、文艺界的委员十九人。委员们参观了利用仓库隔成的报社办公用房，亲眼看到拥挤、简陋的办报条件。该报社经济组共有二十个成员，办公室面积仅有三十八平方米，只能放十九张单人写字台，有一个记者需要“轮空”。广告发行科、校对组都在临时搭建的搁楼中办公。接收电讯稿的电讯室只能在走廊尽头隔一席之地……
委员们都说，晚报建房，兜了三年的圈子，至今又回到了原地，尽管有种种原因，但根本之点在于有关单位官僚主义作祟的结果。……
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今日谈”栏目，发表了署名“艾柯”的文章：《泥鳅式的官僚主义》。文中对晚报建房中的官僚主义做了辛辣的批评：
那么，三年荏苒，连地址也未选定，究竟问题在哪里呢？一位以“旧闻记者”自况的政协委员说：“依我观察，在于泥鳅式的官僚主义”。请道其详，曰：“市长拍了板，地也有，工也有，料也有，计划也有，新民晚报钱也有。如若交给一位年轻有为的改革者去办，不消半年就可建成。可是，现在就有那么几位身居要职的官员，不贯彻市长指示，又不硬顶，而是像泥鳅一样，滑来滑去，你也抓不住他把柄，因为他并非顶着不办，但又不让你把事情办成。无以名之，名之曰泥鳅式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罪莫大焉。党中央将克服官僚主义，列为整党的重点之一。看来泥鳅式的官僚主义不克服，新民晚报大楼还难以从图纸上走下来。
七月份，中办电函上海，催问总书记有关晚报建房问题的批示落实情况。上海市委办公厅答复中央办公厅：“问题已经基本解决。”
据我所知，称得上“基本解决”的，只是晚报延安中路八三九号的选址得到确认而已，比三年前并未前进多少，晚报大楼真要从图纸上走下来，还不知要到哪一天呢！以所谓“基本解决”来搪塞中办，实际上就是在“谎报军情”。不过，把持上海康办的某些左撇子在“左”的轨道上走惯了，在上报中央的材料上，对什么什么“敌情”、“动态”之类每每夸大其词，对本市工作则通常是报喜不报忧，或许已是习惯使然。再说了，天高皇帝远，中央对地方上的有些事，一则管不了，二则“催办”大多也就是走走形式，不会那么当真的。果然，中办催问后得到“已经基本解决”的回答，从此就不再过问此事了。
在康办答复中办“已经基本解决”之后两年又三个月，八六年十月，《新民晚报》办公大楼正式破土动工，芮杏文、夏征农、陈沂为开工仪式剪彩，曾庆红、倪天增等一大批头面人物前往祝贺，晚报老社长赵超构主持了开工典礼。从八一年四月市长拍板到今日破土动工，前后耗时二○○○天。
五年以后，一九九一年九月，晚报大楼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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