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圆了我的大学梦(回忆录选载)

作者:c-xd 日期:201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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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复旦圆了我的“大学梦”

    这一年的十月十二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一个多星期后，新华社正式发表了这一消息。听到这一喜讯，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了多少年了，几乎已经绝望了，忽然，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一个机会出现了，怎不令人眼前一亮！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报名参加高考！
    十二月份就要举行考试，备考的时间短得可怜。不过，我想没什么好抱怨的，这一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均等的，临时抱佛脚，当然也要突击一下，关键还是看你平时的积累、内在的实力。文科要考四门：政治、语文、史地、数学。理科还要考理化。对我来说，只适合考文科。我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数学，毕竟只读到初中毕业，没学过高中数学。我找来了高一至高三的数学书，独自琢磨，说实话，很多都看不懂，最后囫囵吞枣，强记了几个数学公式，希望碰巧或能对得上号。初中数学，大致复习了一遍，估计问题不会很大。至于政治语文历史地理，重点在地理上花了点功夫，政治搞了这么多年，用不着复习什么，历史在注释法家著作时已有一定接触，语文么，无非写篇作文，似乎也没什么要准备的。
    填报志愿时，我小时那种自视甚高的老毛病又犯了，要读就读最好的学校，考不取干脆拉倒。十多年前读上中时，我最想进的高等学府是北京的清华大学。但此一时彼一时，我已和女友在数月前登记结了婚，新婚伊始，就把妻子抛下，未免说不过去。那就考本地的大学吧，上海的大学，公认拔头筹的是复旦大学，可填三个大学，我就只填了复旦一个。专业选择上，我填了两个，第一经济系，第二中文系。我想，“文革”结束了，百废待兴，发展经济是首要任务，希望我能在经济领域里为国家人民多做点贡献。又听说经济系对数学考分有较高要求，万一不行，退而求其次，就读中文系，以后当个作家也好么。
    到了考试那两天，果不出所料，数学考得不咋样，考题中约一小半出自高中数学，基本上都对付不了。考得最顺当的是语文，作文题目《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我略加思索，就以参加“七七一三工程”的经历为蓝本，以一位我熟悉的潜水员、劳动模范马玉林为模特，写了一个为筹备召开“工业学大庆表彰会”，去台湾海峡采访潜水工程队长的故事，到了现场后，办公室、宿舍等处都找不到他，但听别人介绍他如何如何身先士卒、苦干实干，文章的高潮是在结尾，当我终于找到他时，他从海底上来正在潜水舱里减压，透过玻璃观察窗，只见他身体斜躺，手里捧着一本小册子，就着潜水舱里的灯光，聚精会神地在阅读，我仔细一看——那是华主席有关“抓纲治国”重要报告的单行本！这一戛然而止的结尾，就将作文的题目给“点”出来了！我真要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参加七七一三工程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如此生动而又难得的作文素材！后来听说，这篇作文得了高分，在上海高考作文得分中名列第二。考分第一的作文曾被上海报纸刊登过，好像说的是一个仓库保管员的动人事迹，见报以后，报社接到读者投诉，反映那篇作文是抄袭了某文艺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明白，以中国之大，文才出众者大有人在，上海更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我这篇八股气很重的作文能得高分，可能是在题材的新颖别致、独一无二上打动了阅卷老师而已。
    参加完高考后，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循环，依然是每天上班下班，依然在忙着揭批啊、跑基层啊、写材料啊那些事儿。到了七八年春节前夕，高考入取通知书陆陆续续发了出来。我没拿到。心里有点失望，但也没绝望，只要高考这条路没堵上，下一次还可考，还考复旦。
    三月下旬，七七一三工程指挥部点名要我去，仍要我全权编写《工程战报》。可能催得紧，局办将飞机票都为我办好了。这还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乘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登上一架苏制伊尔飞机，机舱内有数十个座位，没坐满，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机身不断颤抖，发出咯咯咯咯的声响。透过舱窗，见空中白云绵亘，翻腾涡旋，似一大片雪白的海洋，景象十分壮观。经两个小时二十五分钟飞行，抵达福州机场。乘民航班车进市区，入住塔头海军招待所。次日一大早起身，中午赶到平潭，马上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四月七日，下午四点，工程指挥部通知我，接上海局组织组来电，我已被复旦中文系录取，定于四月七日报到，局里已向复旦做了说明，要晚到几天，你可交接一下，回上海读大学去吧。原来，不久前教育部和国家计委联合发出一个通知，决定从一九七七级新生起，试行招收走读生，以此增加高等院校的招生名额。去年底的高考，我总分已达到复旦录取标准，但数学考分偏低，未能越过第一志愿经济系的门槛，现在扩招走读生，因我作文考分高，中文系就把我收编过去了。在指挥部，我住的宿舍紧挨着局党委书记朱子龙的房间，晚上，他依依不舍地对我说，通过揭批查，造反派都下去了，眼下局里正是用人之际，真不想叫你走，可也拦不住你。你是带薪上大学的，毕业以后，一定要回来啊！我很为他的这番直白而感动，平时我也能体会得到这位老干部对我的赏识之心。反正是带薪读书，毕业后回原单位也是政策规定的吧。
    我赶回上海，去复旦报到的时候，比旁人晚了一个星期。进校以后，听说“文革”后的这头一次高考，全国有五百七十万人参加，录取比例仅有百分之几，真称得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最终能以走读生资格进复旦，更应该说是十分幸运的。全班连走读生在内共七十人，来自全国各地，同学之间年龄跨度很大，六六届高中生已三十多岁，有的已经是一两个孩子的爸爸，而应届中学毕业生才二十出头！照道理来说，在校学生是不该抽烟的，可是学校老师对这批大龄学子大都网开一面，下了课，有的同学甚至递烟给老师，一起吞云吐雾，其乐陶陶。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当年跟我一起出门去全国各地“大串联”的唐代凌，这回又跟我成为同班同学了，此外，还有陈苏宁、吴基民、吴惠源、邹毅四位上中校友，也同在一班。复旦是面向全国招生的，仅一个班级里，就有六个来自上中的同学不约而同走到一起来，想想还真不能让人轻易忘却在上中度过的那段岁月。
    复旦大学前身，是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1840-1939）于一九〇二年创办的震旦学院，因遇到一些纠葛，三年后马相伯得于右任（1879-1964）之助另起炉灶办了所复旦公学，其校名亦采纳于右任的意见，用了《尚书大传•虞夏传》中《卿云歌》里的“复旦”二字，隐寓恢复震旦和复兴中华古代民主的双重含义。《卿云歌》原为虞帝舜大宴群臣百工时的集体唱和之作，其歌词曰：“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其意是对五帝禅让制度的歌颂。据说舜唱完《卿云歌》后，叹息道：“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中华民国早期曾两度将《卿云歌》定为国歌，结尾加上了舜的感叹语：“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我刚进复旦时，并不知道当年的复旦校名，曾如此紧密地跟近代国家命运和诉求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只听到官方的解释，除了字面上表达的意思外，无非是说其既寓有恢复震旦之意，又含有自强不息之意等等，更无从知道《卿云歌》还曾经被用作中华民国的国歌呢。进校时，校长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苏步青（1902-2003），党委书记是“文革”前曾任华东局宣传部长的夏征农（1903-2008），中文系主任是著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朱东润（1896-1988）先生。
    走读生入学复旦以后，名义上虽是走读，别系的情况我不清楚，但至少中文系，挖掘潜力，很快就为走读生也安排了宿舍。中文系也确实具有一定得天独厚的条件，乃因每年复旦都招收一些欧美等国家来中国学习中文的留学生，当时这些外籍学生都住在特为他们建造的留学生楼里，那里条件较好，但却是封闭式的，他们显然也不喜欢被隔绝于中国学生之外，于是，学校就从中文系抽调若干学生，作为“陪读生”，跟他们住到一起去，上课还是各上各的，主要是睡在一个宿舍楼里，给这些外籍学生增加一点学中文的语言环境。这样一来，中文系的宿舍，无形之中就空出不少铺位来。
    我进复旦不到半年，儿子就出生了。妻子刚满五十六天产假，就天天抱着婴儿挤公交车上下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得不每天一放学就骑自行车回家，买菜，做晚饭，夜里还要睡眼朦胧地给儿子换几次尿布，第二天一早再骑车去上学。复旦位于上海东北角，我住上海西南角，骑车斜穿整个上海市区，路上要骑整整一个小时。等我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有时眼皮会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我就尽量坐最后一排，别让老师和同学看到我上课犯困的窘相。
    跟以前中学时代比，复旦课堂上的气氛还算是比较开放和活跃的，放学以后，也大都由学生自由安排，很少有作业要占用课余时间的。闲暇之时，我曾进入中文系的资料室，翻阅过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日报》、《解放日版》等党报党刊，当我头一次看到五八年的一张张报纸上，很多是在头版，堂而皇之地刊登着亩产粮食几万斤“放卫星”的消息时，受到的震惊，不亚于七一年听到林彪“仓皇出逃”时的那种惊愕，我想起自己小学两年级时拾废铜烂铁“大炼钢铁”的往事，你不能要求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明了国家大事，可你们都是明了事理的成年人啊，难道你们连最起码、最简单的常理、常识都不顾了么？我有一种悲愤难言的感觉，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惟愿“文革”以后能痛定思痛，不要再用如此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做如此离奇荒唐的事了……
    复旦也有墙报，我们班级的墙报，是办在男生宿舍走廊墙壁上，将老师认为比较有特色的作文、作业，张贴出来，供同学之间互相学习借鉴。进校不久，最引起轰动的，要数卢新华写的《伤痕》，一传十十传百，不少其他班级的同学也赶来看，觉得小说写得很感动人。后来，八月份的《文汇报》全文刊登了这篇作文，社会影响很大，全国各地许多读者给卢新华写信，或表示支持，或表示同感等等，大量信件涌来，卢的宿舍里堆了一大堆，他自己忙不过来，还请同学帮他收信拆信。因着这篇小说，卢新华一夜成名，成为“文革”后中国作协首批吸收的会员，还去北京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卢进复旦前就是中共党员、复员军人，毕业时被分配进《文汇报》工作，没几年辞职经商，而后去美国闯荡，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学硕士学位，曾进赌场当发牌手挣了不少钱，但其最钟情的仍是文学创作，前些年有一次回国还送了本新著《紫禁女》给我。
    若论作品的思想深度来说，周惟波、董阳生、叶小楠联手创作的独幕话剧《炮兵司令的儿子》，显然更有份量一点，剧本讲述的是一位工人家庭出身的复旦学生，冒充炮兵司令的儿子，四处招摇撞骗而屡屡得逞的故事。这个故事，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里面有个被骗上当将轿车借给骗子的老干部，就是以夏征农为原型的。这部话剧由复旦剧社演出之后，在校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文汇报》上好像还打了一场笔战。夏征农不久就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了，而且分管文教，他明知这部话剧是讽刺自己的，但却以中共高干少有的宽容心呵呵一笑，听之任之，不加干涉。夏老此时年已七十六岁，又活了近三十年，至一百〇五岁高龄才安然去世，跟他怀有这么一颗豁达开朗之心无不关系。
    《炮兵司令的儿子》执笔者是三人中最为才气横溢的周惟波，复旦毕业后进《上海文学》杂志做编辑，曾为同班同学汪乐春编辑的《生活周刊》，主持过一个《现代冲击波》专栏，发表过许多观点前卫、笔锋犀利的好文章，在上海滩上名气很大。可惜天妒英才，前些年才五十七岁就患白血病去世了。董、叶两位毕业后先后去了美国，好久没听到他俩的消息了。
    我在墙壁上也贴过几篇小文章，有一篇是读茅盾（1896-1981）“文革”后自编评论文集的读后感，我注意到在“文革”虽已结束、但“反右”尚未正式“平反”前，确切说是七八年二月，茅盾在为这本评论集所写的“前言”里，用很大篇幅，自我标榜当年对何直（即秦兆阳，1916-1994）《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所做的批判是如何积极正确，认为“苏联的修正主义文艺理论泛滥成灾，这股黑风，在我国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以前，也刮到我国，何直的文章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产生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成为何直被打成右派的两大罪状之一，从此这位三八年到延安、四一年入党而又不肯随俗的作家被发配广西，生活潦倒二十多年。但在不久中央宣布对“反右”予以“平反”后，茅盾就赶紧重印这本评论文集新版并将那篇充分肯定“反右”的“前言”抽掉了。其实茅盾比起郭沫若的媚骨来，要好多了，可经历过“文革”非常年代的茅盾尚且如此，让人不能不对中国当代文人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的跟风习气感到悲哀。
    有一天傍晚，在学生宿舍里，我看到张唤民拎着一台老式录音机从门口走过，我就随口问了一声，唤民，录啥呀？他说，留学生有邓丽君（1953-1995）的音乐，借了个录音机，拿来听听。过一会儿，我就听到有节奏委婉的女中音顺着走廊飘荡过来，我循声而往，只见对面一间宿舍房门半敞着，里面已坐着好些同学，无人发出一点声响，都在全神贯注地听歌。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说实话，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动听的歌曲，也从来没听到过这么甜美的嗓音。几十年了，无论何时何地，响彻耳畔的，多是些慷慨激昂如《社会主义好》、《团结就是力量》之类的“革命歌曲”，即便是《洪湖水，浪打浪》、《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少数所谓的抒情歌曲，一般也难以摆脱某种教条色彩的桎梏。而此刻正从这台老式录音机里传出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清甜柔美的嗓音，那么情意绵绵的歌词和曲调，似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将你内心的最深处深深地打动……第二天，张唤民告诉我，昨夜他们宿舍里放了整整一夜邓丽君的歌，太好听了，个个一夜未眠，个个如痴如狂、如呆如醉……
    时至今日，尽管《唱支山歌给党听》等革命歌曲仍常在中央和地方各级电视台播放，而邓丽君唱的歌早已超越种种障碍传遍了大陆各个角落。令人惋惜的是，邓丽君本人在十几年前已经永远地逝去，只给这个世界留下她那不朽的歌声，和人们对她不尽的怀念。
    张唤民复旦毕业后分配在民革中央工作，他不喜欢这个岗位，后来设法去了日本留学，听说已在东京定居。好久没他的消息了。
    在复旦四年，我因家务羁绊，兼之对所学专业兴趣不是很浓，常常一放学就骑上自行车溜回家去了。只有期终考试前两个星期，我才天天住在学校里，自己为自己加压，突击补习功课，以保证各科考试时能过得了关。还算好，各科成绩基本中等略为偏上，最低的一个分数，是我在党史考试考卷上对毛主席和华主席说了几句无伤大雅但多少有点不太恭敬的话，结果得了个三分，恨得我在心里将党史老师狠狠骂了一通。总的来说，大学阶段，我在班级里显得比较低调，不怎么引人注目。但我也曾大大地出过一次风头，很久以后，有的同学还不能忘却，说我那次真的把他们给镇住了！
    那是在一个下午，课间休息时，几对同学不知咋的心血来潮，玩起了掰手腕。陈福康跑到我跟前说：“来，咱俩也掰掰手腕！”我说：“你掰手腕在班级里排名第几啊？”他说：“名次没排过，不过你别小看我，肯定是在中等以上的。”我说：“我不跟你掰，要掰，我要跟你们排头一名的掰！”陈福康一听这话大叫起来：“好哇，你这么小看我啊！喂，大家听着，陈晓东公然挑战第一名！王维呢？叫王维来跟他掰！”王维是班级里公认的大力士，一看就是一副运动员的身胚，好像在什么举重、摔跤比赛中得过名次的。王维摇头说：“不行不行，我是俞指导的手下败将，他才是我们班级的冠军！”俞指导也是老三届，下过乡，身材长得很壮实，“文革”后期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复旦学习，毕业后留校当了政治指导员，他有时也跟我们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课。同学们一看有好戏可看，都哄叫起来，撺掇着叫指导员给挑战者一点颜色看看。于是俩人隔着一张课桌坐下，开始较劲。俩人的手一搭上，我就感觉到了，他不是我的对手。我不想让他太丢面子，一开始任凭他涨红脸哼哧哼哧使劲，我只是屏住不动，然后我手腕手臂同时一用力，一下子就把他给撂倒了。“呴！呴！……”同学们都欢叫起来，他们显然想不到，一个看上去身体文弱的瘦高个，好像弱不禁风的样子，居然不动声色地打败了体壮如牛的头号种子！其实我自己心里有底，我虽从小体弱多病，但天生力气大，尤其臂力超群，若论掰手腕，读小学时全班第一名，读中学时保持不败纪录，到农场奶牛场后，跟最强的对手对垒，打了个平手，而对方的体重、臂粗起码超过我四分之一。若没这点底气，我哪敢说这种大话让自己当众丢丑。但由此也可看出，此时的我，骨子里还是傲气凌风、锋芒毕露啊。
    陈福康对现代文学很有研究，尤其专研鲁迅，我跟他在注释法家著作那阵子就认识了。他在复旦毕业前一年，就考取了现代文学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公共语文，仍钟情于挖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种种边边角角，时常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面世。
    王维除了擅长举重、摔跤运动，在音乐、语言上都很有天分。毕业分配，他分到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工作多年，偶尔同学见面，他总是两手一摊，抱怨自己工作上怎么怎么忙。前些年听说他调到市委宣传系统党校，担任副校长一职，不知现在退没退休或依然在忙个不停？
    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虽然不无弊端，但考场大门对所有人都是开着的，这毕竟为贫寒之士走“学而优则仕”的路提供了相对比较平等的机会，而朝廷也由此把握了一条不问门第、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通道。“文革”后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固然是出于国家培养和选用人才的需要，而在其实行中，也确实为各阶层尤其是底层有识才俊依靠个人努力来改变现状打开了一条通路。我家兄弟四人，“文革”结束后全都通过考试而走出了原先的困境。我哥哥以一个钢铁厂冷轧工的身份，高分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子计算机系，他的数理化总分在上海前十名之内，毕业后从事船舶设计编程等工作，评为高工，一直干到退休仍在为国家贡献余热。我的两个弟弟继我之后也都被分配去上郊农场，“文革”后通过考试，大弟考进上海财经大学，小弟考进上海海运学校，毕业后工作了一些年头，先后去澳大利亚留学，直至在这个南半球最地大物博而又人口稀疏的美丽国家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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