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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3（回忆录选载）
作者:c-xd 日期:2013-10-17
八．“大串联”二万五千里
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月八日，党中央通过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中著名的“十六条”。
八月十八日，北京举行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戴上了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献上的红袖章。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现场响起一片“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的实况转播，伟大领袖“要武嘛”这三个字以雷霆万钧之力传遍天南海北、各个角落。
“文革”之火，越燃越烈。到处“破四旧”，到处抄家，“黑五类”遭受打骂、侮辱甚至丧了命，许多珍贵文物古迹被破坏，好些古旧书籍被堆在大街上付之一炬，大批商店、街道换上带有革命色彩的名称，某些服装和头发式样被禁止乃至铰剪。
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益发升温，一直升华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诸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这种极端的吹捧之词，被堂而皇之奉为全党全国的圭臬，“早请示，晚汇报”和“天天读”蔚成风气，“忠字舞”在许多地方大行其道，“红海洋”在全国四处开花，各种对毛主席的颂歌、效忠歌、语录歌响彻中国的山山水水。毛主席被塑造成一个至高无上、完美无缺、无所不能的神。
在上中，各式各样的“红卫兵”、“战斗队”纷纷成立，三五人愿意的话就可以拉出一个小山头，大字报、油印小报满天飞，大礼堂前空地上不知谁刷下的两行“血溅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红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诺大的上中校园，既不上课，也不放假，好像有个“筹委会”在管事，但谁也管不了谁。人们的精神状态都处于极度兴奋亢进之中。好在食堂还按时开饭，让同学们能吃饱了肚子闹革命。
我曾回家过几天，也没闲着，买罐红色油漆，借个趴脚木梯，从二楼楼梯转弯口的窗户爬出去，将木梯架在水泥挡雨板上，人站在梯子上，左手托漆罐，右手捏画笔，满怀对毛主席的激情，一笔又一笔，在外墙上画上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头像，头像下面，写上“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画完了，走出房子，站到远处自我欣赏，觉得笔触虽细弱了点，总的还行，跟天天登在报纸上的版画头像比，没走样。
我的这一“杰作”，因油漆不易褪色，在墙壁上历经多年风吹雨晒，才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听说当时里弄干部曾打听这像是谁画上去的，想请作者在别的墙上也画一些，以便加深新村里弄文化革命的气氛。但没找到我。我已经回学校“闹革命”去了。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第二次接见五十万首都和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统帅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讲话，勉励大家要敢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善于斗争，掌握斗争大方向。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讲话，支持外地革命师生分期分批到京串联。总理这番话，就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人类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 “大串联”正式上阵，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全国几千万大中学生免费乘车周游全国，其中一千二百多万来到首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喜爱游戏玩耍，这也许是青少年的一种天性，说实话，当我听到可以去北京“大串联”的消息，心里真是乐坏了。从小学到中学，在同学老师眼里，都看我是个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好学生，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我何尝不喜欢玩耍啊！我尤其羡慕古人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逍遥自在生活方式，只是压根儿没那种机会罢了。现在，文化大革命了，去外地游山玩水的机会来了！那可是周总理说的啊！革命师生可以去北京“大串联”的啊！
至于分期分批么，我心里明白，“文革”一开始，我这个原先的学习尖子就不吃香了，以革命标准来品评，在班级里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中不溜湫的档次，要排队轮到我，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我决定另辟蹊径，自己想办法去北京！我约了殷志祥、唐代凌两位平时最要好的同学，说好了分头准备，到时候一起出发。好在我们平时就是寄宿制的，毛巾衣物等生活用品大都放在学校里，东西一拿，说走就走。最大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要筹备出门所需盘缠，但对我而言，能从家里要到点最好，要不到也不怕，平时周末放学从学校到徐家汇这段路，乘五十路是从终点到起点，票价一角五分，我基本上都是步行，到外滩摆渡过了黄浦江，一般不坐车，“十一路”走到家，又可省下五分。周日返校时，徐家汇到上中这一段，改乘五十六路，票价一角，乘到港口站，下来多走几步，也照样到校，这又可省下五分钱。而我跟家里索要交通费时，是足额计算的。几年下来，交通费上省下一笔钱，再加上过年走亲戚得到的压岁钱和平时家里给的零用钱，虽然已用掉一些，但要出一趟门应该问题不大。
九月十一日，星期日。这趟回家，我主要就是为出门做准备，在母亲面前稍稍透了点风声，说是想去北京“大串联”。母亲马上说，现在外面到处乱哄哄的，你还小，哪里也别去！我知道说不通，干脆什么也不再提。家里有个老式梳妆台，左边那个可以锁上的抽屉，归我个人专用，里面放着纯粹属于我私人的东西，像是我个人日记和自己印放的照片啦，小学毕业证书和历年得到的奖状啦，同学送给我的贺年卡以及小纪念品啦，还有我自己花钱买的几本中外长篇小说，刻制印章的刀具及几枚私章，自己制作的弹弓和可以用鞭炮火药发射钢丸的木柄手枪，等等。我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钱，连同几斤全国粮票，从抽屉里取出来，带在身上。傍晚，我像平常回校那样，不动声色地走出了家门。
晚上回到学校，跟唐代凌一碰头，他也已准备就绪。殷志祥却吱吱唔唔的。我问他，是不是害怕了？他说，不怕！有什么好怕的？不过目前局势还不明朗，还是再等些日子，看看情况再说吧。我和唐决定仍按原来的方案，明天就出发，殷不去，那就我们两个人一起走吧。
第二天下午，我和唐悄悄地离开学校，换乘几部公交，来到了北站——上海人习惯将位于闸北的上海火车站称为“北站”。候车大厅里人很多，长条凳上都已坐满，许多人站着等候进站。我和唐观察了一下，虽说秩序有点乱，但检票员非常忠于职守，守立在狭窄的过道口，手持夹票钳，对排队进站台的旅客逐个检票，没票要想通过检票口，难！唐的父亲是在铁路系统工作的，他对铁路的熟悉程度显然大大超过我。他跟我说，看来这儿是进不去了，我们沿着铁路往前走吧，到一个小站，等过路的列车停下，要上去就比较容易。于是我跟着他出了北站，绕到交通路，沿着交通路往前走，一开始还有高高的围墙将铁路跟马路隔绝开，走到后来，围墙不见了，我们就沿着铁轨旁的小路往前走。
天渐渐地黑下来。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南翔到了。我们找了家小饭馆，一人吃了一碗面条，一共花掉两角钱。吃完面条，摸摸肚子，好像还有点空荡荡，就又买了两个面饼，合计一角二分，给唐一个，我把自己那个大口大口吞咽下去，肚子这才觉得舒服了点。然后去南翔站台上等车。经过的火车倒是有几列，但都呼啸而过，没停。大约晚上十点钟，有列火车咕兹咕兹喘着气，减慢速度，在这个小站停了下来。没几个旅客上下，我和唐顺利地上了车，车厢里已没空位，只能站着。火车开了，问身旁的乘客，得知这是开往南京的一趟慢车，站站停。不管它，能去南京也好，到了南京再说吧。站了不少时间，幸而车到无锡，下车的乘客多，我们抢到空位，坐了下来。
凌晨，南京站到了。出口处也有检票员在验票。我和唐快到出口时，磨磨蹭蹭放慢了脚步，琢磨着没票被查出来该怎么应付。突然，我看见前面有个年轻人被检票员拦下了，大概也是个逃票的，正跟检票员争得个不亦乐乎。我赶紧推了唐一把，乘检票员无暇旁顾，俩人侧着身子从那位乘客身后走了出去。
上午，打听到南京市委“文革”小组接待站所在地，就赶去那里，要求给我们签发去北京的火车票。接待员是个中年人，一看就是个干部模样，态度很好，不温不火，查验了我俩学生证后，就对我们进行政策教育，但说来说去，只答应给我们办回上海的返程票。我们磨蹭了好长时间，最后他松了口：“上头确实有规定，北京不能随意开口子，要么这样，你们如果去别的地方，我可以照顾你们一次。”闻之大喜。我和唐简单商量几句，就说要去西安。接待员拿出油印的介绍信，填写证明如下：
编号：0072
证明
兹有 上海（省/市） 上海中学 等 貮 位同学，去 西安 串联（此证明只供接洽交通之用， 貮 日内有效，办理车票后由车站收回）。
中共南京市委“文革”小组接待室【盖章】
一九六 六 年 玖 月 拾叁 日
附：同学姓名、学生证号
陈晓东 83
唐代凌 72
这张证明可帮了我们大忙了！去南京火车站，凭这张证明，在售票窗口，很顺利地领到了两张由浦口开往西安的火车票。车票到手，我把还搁在窗口上的证明，又小心翼翼地收了回来。后来不管跑到哪个地方，除了学生证，一般要凭介绍信才给安排食宿，我就把这张盖有南京市委“文革”小组接待室大印的证明拿出来，哈！一路畅通！
到了南京，南京大学是不能不去的，发生在南大的“六•二”学生贴校长匡亚明大字报事件，早已名闻全国，全国各地去这所大学串联的人很多，大学校门敞开，随便进进出出。我们进去后，也无非是看看大字报，拿一些油印传单。中午开饭时间到了，我和唐进食堂跟大学生们一起吃饭，我很顺利地领到了一盒面条，可是唐因为个儿小，明显不像大学生，被食堂管理员揪了出来，要他去小窗口买就餐券才让吃饭。于是我就去小窗口买了两张就餐券，为唐也为自己白吃的那份付了帐。
从南京去西安的路上，经过徐州，我们下车转悠了一天，第二天，凭车票再次乘上火车，直往西安而去。
发生在西安交大的“六•六”学生反工作组事件，像南大一样，也早已全国闻名，一直想有机会去那所大学看看，这也是我们要去西安的由头之一。早上车到西安以后，出了车站，我俩对这座历史文化古城感到很新鲜，背着行李，在城里跑东跑西，看来看去，跑了大半天，跑累了，最后才跑到西安交大住下来。凭学生证和南京市委开的那份证明，我和唐被安排住进电机楼，俩人领到一条被子、一张席子，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睡。食堂可以吃包伙，每人每日菜金三角，米饭凭饭票领，一斤一角八分。我们觉得菜金太贵，再说包伙定死了也不方便，就买了些饭菜票，吃多少付多少。
在西安我们停留了六天，先后跑了陕西工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冶金学院、矿业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拿到了一大摞各种各样的传单。各个院校都弥漫着浓烈的斗争气氛，学生们基本上都分为两派，都在“炮打司令部”，都在互相指责谩骂，恨不得要把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
九月十七日那天，西安人民体育场举行“西安市各届人民炮轰司令部进军大会”，反正也不用入场券，我早上就跟着西安交大的队伍，一路走去，进体育场，参加了这个大会。
出门大串联期间，我曾在一些小纸片上写下流水账式的“串联日记”。以下是那天对参加大会的记载：
9月17日
今天上午将在人民体育场召开“西安市各届人民炮轰司令部进军大会”，我决定去参加。8：00离校，随着##大学的队伍，我进了会场。我设法坐在主席台正前第一排（地上），周围是工人队伍。后来有人叫我走开，我就暂时离开。“炮打司令部战斗队”来了，坐在最前面，我就夹坐在他们中间。
在主席台上面，有些红卫兵用主席像遮住了“炮打司令部”、“炮轰陕西省委”等字样，这怎么行？炮轰谁呢？！于是以“炮打司令部”为首的红卫兵要这些人拿掉主席像——这是正当的要求。在较强的压力下，拿掉了主席像。
两方面的红卫兵，发生了纠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轰走了主席台上的“纠察”，要自当主席；另一方面的红卫兵也爬上主席台，与前一方激烈争执起来，一时秩序大乱。台下的“炮……战斗队”高叫：“###滚下来！”
混乱的情况持续了好久，某处还有扭打情况。后来，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来了，他东奔西走，企图使秩序安定下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来了，大会才开始。肖纯任执行主席。
会上，刘澜涛、霍士廉作了检讨报告。一部分红卫兵高呼口号：“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如果炮轰是指轰省委中的黑帮黑线，我就完全同意这个口号。
我15：30离开会场，大会尚未结束。
住在西安交大期间，因口袋里宝贵的钱已所剩不多，发现外来学生在校食堂搭伙的可以借饭菜票，于是我和唐就向总务处借了一些。我借了八斤饭票、八角菜票，在借条上写的是粮票八斤、人民币二元二角四分。我们都老老实实具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所在学校。
这笔小小借款，我和唐回到上海以后，我把粮票和钱交给唐，由他一起用挂号信给西安交大寄了过去。那时同学之间交流大串联的经验，外出借钱者大都没用自己的真名真姓，留的联系地址也大都是假的，他们还笑话我俩，太老实了！否则还都不用还！几年后，我和唐都收到上中转寄过来的西安交大催讨欠款信，好在唐还保留着还款挂号信的收据，就将收据寄给了西安交大，应该说这事也就算了结了。没想到过了几年，我工作的单位又辗转收到西安交大的催讨信，并按当时上头的某种规定，直接从我工资里扣掉二点二四元汇给了西安交大！我向单位申诉，又写信给西安交大申诉。都答复说既然你已还款那可以把有关证据拿出来作证的。可是，挂号收据不是几年前就已寄给你们了吗？那时又没条件复印留底，现在哪里还有收据拿得出来？想想实在冤。不由得回想起当年被人笑话“太老实了！”确实是太老实了，借钱不还的没事，老老实实还了钱的却还要你还。明摆着老实人就是太老实而吃了亏啊！
从西安回上海途中，七十六次列车半夜经过郑州，我们下了车。白天去郑州大学和河南医学院看了大字报，去河南博物馆参观了抗大校史和焦裕禄事迹展览会，还去二七纪念堂看了场电影《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郑州市街道房屋的外墙上，沿街商店的窗户和铺板上，大片大片被涂上鲜艳的红色，再加上到处张贴的红纸标语，整个城市都显得红彤彤的，十分刺眼——据说中外革命党都喜好以血色象征革命，郑州不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城市啊。
半夜，我们又挤上了开往上海的七十六次快车。车厢里挤得要命，别说没空座，站着都是人挤人。我爬到放行李的架子上，把行李推一推挪一挪，腾出一小块空档，蜷起身子，睡了两三个小时，直到被冻醒。
清晨，车到苏州。我和唐下了火车，在苏州接待站办了为期两天的免费乘车证，去南仑桥江苏师院办了住宿手续，住在数学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偌大的一楼，居然没有自来水，也找不到一个厕所。苏州虎丘名闻天下，我们乘五路汽车兴冲冲赶去虎丘，到那儿一看，一座千年古塔正在修理，对外不开放，只好悻悻而归。
二十五日下午，我和唐进苏州火车站又乘上火车，两小时后车到达终点上海北站。这次大串联，出门共十三天，到此告一段落。
这天正好是星期日。回到家里，母亲和外婆在家，父亲不在，两个弟弟也出去玩儿了。母亲有点奇怪，昨天星期六怎么没回家？我含含糊糊应了一声，不想说去外地跑了一大圈刚回来。
当我要打开属于我个人的抽屉时，发现抽屉锁被撬坏了！抽屉里的东西也被翻过，有些东西明显挪了位！我很生气，没好气地问母亲：“这是谁干的？干嘛要把我的抽屉给撬开？”
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叹了口气，对我说道：“本来不想告诉你的，怕你背上思想包袱。上个星期，你爸爸单位里有人来我家找点东西，可能是有点误会，其实要找的什么都没找到……”母亲说得吞吞吐吐，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家也被抄家了！我只觉得一股热血猛地涌上头顶，脑门犯晕。“文革”开始以来，看到社会上那么多人被抄家批斗，我以为这是保卫红色政权所必须的，还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叫好呢。现在倒好，抄家抄到我家里来了。如果父母本来就属于“黑五类”，那没话说，只能认命，也理该跟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可是，多年来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船长也好，船队长也好，一直是跟党同心同德的，平时也一直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要听毛主席的话，他怎么也会被抄家呢？我检视自己抽屉里的东西，发觉有些东西少掉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两本外国长篇小说不见了，几封同学给我的信没了，还有外婆送给我的一只银丝编织成的小飞鸟和一只蓝钻的戒指，也不见了。那只蓝钻不见得会是真的金刚钻，但很硬，我经常用它来划玻璃玩，可以在玻璃上划出很深的印痕。我心里又愤愤不平地想，就算父亲作为一个当权派在单位犯了什么错误，你们来抄家为什么连我这么一个中学生的东西也不放过呢？就从这一刻起，原先内心深处对文化大革命的追崇与狂热，不知不觉就降了温。此后我以“逍遥派”的角色度过在上中那段“文革”岁月，不能不说与此很有关系。
回到学校，像原来那样天天在校园里转来转去，写大字报、看大字报“闹革命”的动力已不大足，出门跑了一圈，开阔了眼界，尝到了味道，巴不得再去外面的世界多跑跑多玩玩。我和唐外出“大串联”在班级里算是比较早的，算是经过世面了，几个还没出过门的同学就想跟我们一起出去。行。五六个同学一合计，决定上北京去见毛主席！于是讲好各自分头准备，到时候一起出发。
十月十四日，星期五，傍晚六点钟，我和唐代凌、杨先国、陈先元、祝敬明在北站聚在一起。上海火车站票检依然很严，好在我们通过杨在铁路部门工作的父亲，事先买到五张四十六次直快到苏州的车票，票价每张一元九角。我们的计策是，只要能乘上这班开往北京的火车，还怕半途把我们赶下车么？
晚上八点一刻，我们五人凭票上了车。八点半，列车徐徐开动，离开了上海。途中没遇到查票——车厢里人挤人，挤得满满的，走一步都难，要查票就更难了。若火车准点的话，应该是第二天晚上十点半到达北京，但在眼下“文革”大串联的年代里，火车要不晚点也难。直到第三天凌晨两点多，火车才抵达北京西直门车站。我们在车上整整坐了三十个小时，够累的，但跟那些站十几二十多小时的乘客比，有座还算是好的呢。一路上，我只吃了从家里带出来的几张面饼和一点炒米，还花五分钱吃了根油条，肚子老是饿得慌。这一次，家里仍然不赞成我外出串联，只给了我两块零花钱，以前的积蓄，在上一次大串联中已用得所剩无几，说起来够可怜的，这次出门，我口袋里全部家当只有六块钱！所以，一路上不能不省着点用啊。
到北京后，我们找到了国务院接待站，被告知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办理食宿登记，最后辗转住进了北京四中。领到了乘车证和就餐券——凡是来北京串联的学生，都是毛主席的客人！坐车吃饭都不花钱！这让我心宽了不少。听说各地来到北京的学生已有一百多万，每天还有十多万学生源源不断地涌进北京。又听说毛主席将于十八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我们心里都乐坏了。
毫无疑问，这回来到北京，有幸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是最大的收获！在那个个人崇拜被抬至神话般狂热的年代里，能亲眼看一眼全中国甚至也许是全世界最最伟大的领袖，这对于一个十六岁中学生心灵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十八日，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一路驱行五十里，第五次接见了各地来京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我在那天的串联日记里，记下了当时的感受：
10月18日
室中火炉已灭，被冻醒了。看看杨先国的手表，呀！已经3：35了！想必是时间又改了。我起来了。
按照第一次的计划，仍4：30起身。……5：50，在操场集合完毕，我们就出发了。听说是到安定门去集合，听说要去游行。
我们的队伍（我在第二连，四中共五个连）在离北郊市场不远的地方（后来才得知）停下来。许多学生聚在路的两旁，很多解放军战士奉总政治部之命来维持秩序。本来我以为是集合一下罢了，还要去游行。可是没过多久，从这么样的一股气氛中，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汽车将要经过这里检阅我们！
我是第五排的，要到后面去。这怎么行！我就坐在第三排后面——我紧靠着厕所——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这一些都算不得什么。
……等待，焦急地等待。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日盼你，夜盼您，今天，我要多把您望上几眼才好哇！
在焦急的等待中，时间流过去、流过去了……
我后来又设法坐在第一排（前面还有一排解放军战士）。
幸福的时刻即将到来了！
12：50，扩音器传出了《东方红》的庄严乐音，我们都伸长脖子，张望着……
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车子开过来了！
13：23，我在距离毛主席5公尺的地方见到了他老人家。车子开得这么快，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只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身穿草绿军装，像一尊巨人站立着。毛主席面色红润，身体好极了！我激动得一个劲挥动《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乘坐的车子也通过了，我却没来得及仔细看。
幸福啊！我感到自己太幸福了！！
毛主席老人家啊！你是这么关心我们年轻一代，我一定要听您的话，读您的书，做您的忠实的一个小兵！
……
下午，尽管很疲劳，仍把今天的情况拍电报告知在上海的同学，让大家一起欢乐！
在北京，我们呆了十来天，去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大专院校观看了大字报，参观了“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和八宝山烈士陵园。最辛苦的，是到西单“国泰照相馆”排队买毛主席照片，头一次去，七点到那里，已有二百多人排在那里，我们排了三个小时，每人买到五张。过两天再早一点过去，五点三刻赶到那里，谁知已有四百多人在排队！我们排到近十点半才买到，每人限额四张！
十月二十五日，半夜十二点半，我们乘六○一次学生专车，离开北京回上海。火车开开停停，从北京到天津，足足走了九个小时！车到天津，我们下车去观光了天津市容，而后再进火车站，于当晚七点乘上了六一一次学生专车。第二天凌晨三点多，到达济南站。我们下了火车，在济南游览了趵突泉和大明湖。二十七日下午，再乘上回上海的火车。上车后站了七八个小时才找到一个座位，从晚上到第二天中午，三餐什么都没吃，只喝了小半杯水。口袋里还剩最后两角钱，是留着到上海后坐车和乘轮渡用的。
哦，说真的，饿着肚子逛街或乘车，有时还是挺苦的，不过，游山玩水毕竟比上课有趣多了，比停课闹革命也有趣不少，当然喽，那时大家嘴巴上都不这么说，要说，美其名曰“革命大串联”！回到上海没几天，我们这一拨刚从北京回来的原班人马，就积极筹备着要去南方“大串联”了。还有一位盛声逖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这回设法从学校“筹委会”开到了一张串联证明，名正言顺地去上海火车站办到了六张去广州的火车票。
十一月三日，下午一点，我，盛、杨、唐、陈、祝六人在北站集合。出门前一天，母亲知道哪怕不给我一分钱也拦不住我外出的脚步，还是给了我一笔钱，并叮嘱我出门在外自己多加小心，不要太节省，饭一定要吃饱。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开往广州的四十九次列车，规定晚上八点半开车，我们怕坐不上位子，下午四点多就挤进月台，上了这趟车。人果然越上越多，额定载客七百人的这次车，最后居然一共上来了三千人！全部车厢已经完全饱和，但在乱哄哄的月台上，还有不少人仍然拼着命往车上挤。直到九点四十分，列车才起动离开上海。
这趟出门，整整一个月。先从上海跑到广州，再从广州跑到桂林，从桂林再到长沙，从长沙再到武汉，最后从武汉乘长江轮回到上海。不用说，火车老是晚点。晚点，在那个特定的年月，已经成为铁路运输的一种常态。不过对出门在外的学生来说，能乘上火车，能坐到一个位子，能比较顺利地到达下一个目的地，也就挺不错了。我们从上海出发的那趟列车，到达广州时晚点十多个小时。当我们准备离开广州时，在广州火车站月台上等了两天两夜也没乘上火车！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我用捡到的一根粗铁丝，以一小段铁块当榔头，垫在铁轨上敲敲打打，耗费数小时，失败数次，最后锻制出一把可打开卧铺车厢三角形锁的“土钥匙”。当我们在衡阳车站月台上等候过往车辆时，这把“土钥匙”派上了大用场：有辆从北京开来的车停下了，却不开门——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串联的学生，实在太挤了，即使你用小刀、匙柄之类把门打开也上不去；有个硬卧车厢相对空一些，那里的空间还没被潮水般的学生所占领。我就用这把自制的工具打开了硬卧车门，等我们六人上去后，又赶紧把门锁上，免得跟上来人太多，引起什么别的麻烦来。
在衡阳候车，本来是想去重庆。我们登上的这辆车是开往贵阳的，车到桂林，我们就下去了。自古以来，“桂林山水甲天下”，既然到了桂林，当然要去名甲天下的山水胜景赏游一番啰！在“串联日记”里，记下了游芦笛岩的情形：
下午，到“芦笛岩”去。
进了洞口，一个雄伟壮观的景象展现在我的眼前。石钟乳——不知多少年多少年大自然所造成的精妙绝伦的产物。垂挂的、竖立的、横突的石钟乳，形态真是千奇百怪，有的像笋，有的似果，有的像垂须老人，有的像虎狮狼狗……
这个洞，听说是1959年才被一个老人偶然发现的。谁能想得到呢——这么一座山的里面，竟然是一座如此壮观的“地下宫殿”！
到长沙后，住宿在矿业学院。攀爬了岳麓山。在当时记下的“串联日记”里，对这座曾留下过世界伟人青年毛泽东踪迹的圣地，言语之间，或许少了点“文革”初期的那种狂热，多了点旅游者的游趣：
下午，到岳麓山——毛主席年轻时经常爬的山去。
山路才走了一点儿，看到了“爱晚亭”（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常到这儿来，阅书读报，与朋友交谈国家大事。“爱晚亭”由“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之诗句而来。我们爬岳麓山，看到了刘道一、王兴（克强）、蔡锷（云坡）等人的墓道。
我们先登上一座不最高的山顶（有亭子），觉得山太低，又登上了最高的山顶。
东南面，湘江就在我的面前，白帆点点。雄鹰在天空翱翔，我数了一下，最多时达一百只！
西面，是层层叠叠的群山，太阳快下山了。
我们望着太阳慢慢滴从西方的山上面沉下去，终于望不到了。天边是一片红色。
万物蒙上了一层雾，群山逐渐连在一起，慢慢地成了一个整体，夜幕降临了。
我们从小路下了山，回到矿冶院。
十二月二日，晚上八点半，由武汉开出的“东方红2号”，经过五十多小时航行，这条日本造于上个世纪的老船停靠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我的第三次“大串联”，或者说我的“文革大串联”，到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回家以后，我把前后三次出门大串联的路线，比对着地图，大致算了算，一共跑了多少路程？统计结果挺有意思：不多不少，一共两万五千里！三十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长征”，据说就是两万五千里。红军是步行，走了一年。我是乘火车，历时两个月。出门费用也统计了一下，不包括大宗购物（在广州为弟弟买了一把玩具手枪及子弹，九角八分，在桂林买了两顶军帽，一元三角四分），主要是伙食及零星开支，全部花费共二十四元。当时觉得，“文革”中的大串联，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一种新的长征？但这一新的“长征”最终要走到哪里？心里有点渺茫。我们在外面游兴正浓之时，党中央、国务院已接连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及《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宣布大中学生到京及各地串联暂停，各地乘车船也不再免费。显而易见，若免费乘车再不停止，铁路一片混乱，再也不堪重负了。
不过，尽管中央文件已提出刹车，余波久久未息，有不少学生玩出了味道，还不肯马上回家，回了家的还想再出去。车船不再免费，有些学生就玩起了徒步大串联，班级里还有人成立了“铁脚板长征队”。其实我也很想继续出门走走，再走上一年半载，把全国名山大川游个遍！遗憾的是，此时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已经出不了门了！三次出门大串联，累一点不怕，但经常挨饿，损害了健康，再加感染风寒，这次回到家里以后，就病倒了。医院一开始误诊为普通感冒，后确诊为“风湿热”，除了药物治疗，还必须卧床休息。我自幼身体就比较虚弱，容易伤风感冒，读小学两年级时，就在上海海员医院割除了扁桃腺，后来又生过几次大病。从我记事起，母亲很少带我出去玩，但经常陪我去这家医院那家医院求医看病从来也不说个烦字。
一起出门串联的杨先国继我之后也患上了同样的病症。同病相怜，我俩就经常通通信，在治疗修养的寂寞日子里，互相给对方一点儿慰籍和鼓励。手头还保存着几封当年杨的来信，信纸右上角印着套红毛主席语录，那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字里行间也洋溢着那个时代的气息，但真正令我感动的，还是那份同学间纯真的温情。
真是遗憾得很，我竟得了和你差不多的病，如今真在验血，长征是不能去了，我和你又成了病友，真有些“同病相怜”哪！
得病的原因，可能是北京受冷和广州车站睡了两夜，但还不确定。
如今我俩都不能出来，只得经常通信，待修养治疗有效后，好彻底了，再出来走走，互相通气吧！
…………
杨先国
66.12.31
.66.12.31
我俩同时不幸地得了病，实在是令人可惜的，你看，长征不能走了——眼看着同学们高举着红旗，唱着歌儿奔向远方，心里怎能不羡慕？你看，长征不能去，连市区也不能走走，只能待在家里——得知本市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却不能完全投身进去，心里又怎能不焦急？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在家里长期地待过，又名曰修养，不得动弹，有时看着空着的自行车，真想推出去逛一圈。
也真奇怪，长征队一走，我的心似乎也被牵走了，脑子里老是忽闪忽闪地扬着一面红旗，上面写着——铁脚板长征队。一行队伍走着走着。
…………
看目前的形势，造反派越来越壮大。……由于造反派给我的印象不大好，所以过去是一直站在赤卫队一边的。现在我是有些动摇，有点向造反派倾倒之势……《人民日报》发表《解放日报》上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并加了按语，这可是不小的事情啊！看来中央是同意造反派接管报纸的。
关于教学改革之事，的确要好好改革，否则，我国非改变颜色不可。
……
先国
67.1.10
元旦社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今年非得大干一场！
不获全胜不收兵，
摩拳擦掌！
其时，还接到其他几位同学来信问候，洋溢在信中的革命色彩同样激情燃烧、扣人心弦，以下是其中一封：
陈晓东同志：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世界革命人民的导师、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其次，让我们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他老人家的好学生、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最后，让我祝愿你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关节炎一去永不复返。
附带一点：一年前你替我印的我父亲的照片的底版，家内天翻地覆，不曾找见，只得来信询问是否在你处？若在你处，望迅速寄于我。（三张底版都有肩章或领章）
此致
敬礼
施建
（六七）三、二十八
（六七）三、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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