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2(回忆录选载)
作者:c-xd 日期:2013-10-16
七.狂热而荒唐的“革命”年代
难忘的一九六六年!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响当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章开宗明义,用极为鼓动性的语言,为中国大地上正在展开的“文化大革命”大声呼喊:“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当天晚上,中央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责问校领导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这张后来被毛主席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还同时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
紧接着,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同时发表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还发表了新华社电讯《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
六月六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
六月七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号召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六月十四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社论。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
虽说我们才是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可经过了那么些年学校里和社会上政治氛围的熏陶,我们都知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分量——那是不折不扣代表党中央发出的声音啊!从这些大气磅礴、如大海波涛般一波连一波的一篇篇社论和一个个大动作中,大家都觉得这场“文化大革命”来头不小,国家好像有什么很不寻常的大事要发生,一想到能亲身投入到这场来势迅猛的大革命中去,书生气十足的上中院里,班上不少同学,包括我在内,都感到既新鲜又兴奋。本来,初三下学期正面临毕业考和高中升学考双重压力,温课复习是头等大事,可在如此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还有谁能心无旁骛,真正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
其实,“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前三五个月,我们已经投入到对吴晗《海瑞罢官》及邓拓等人“三家村”的批判中去。在我主办的班级墙报上,就刊登了好几篇同学写的批判文章。这是其中的两篇:
当前,我国学术界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也是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
过去,我也受到一些旧小说的影响,认为包公、海瑞等是“清官”、“好人”。由于这些人长期用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法来巩固封建王朝,所以迷惑了许多人,而吴晗就利用这些来大力鼓吹死人,企图美化这些官吏和发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
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些人(吴晗等)总是用漂亮的外衣来蒙住你的眼睛,使你在看这些书、戏时不知不觉地受到侵蚀,失去敏锐的眼光,忘记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思想乘机而入,并长驱直入,来达到一小撮毒虫企图复辟的目的。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用马列主义观点、阶级斗争观点分析文艺书籍,分析古人,分析现人,把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扫除它!
盛声逖
我们中的一些同学总认为古代传留下来的“英雄”、“好汉”不错,总认为“民族英雄”岳飞该是“民族英雄”。我说要是李秀成、史可法、海瑞没人去揭他们的老底,那么李秀成永远在他们脑袋中是“忠王”,史可法永远在他们的脑中是“头可断、血可流、志不折的民族英雄”,海瑞永远是他们心中赞颂的“为民清官”。
我这么一说,肯定这么一些同学会责问我:“我们是从历史书上看来的,现在人家已经批判忠王不忠,清官不清,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不要小题大做。”不,我不是小题大做,我是说,既然史学界正轰轰烈烈地展开讨论,正在步步深入打碎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推崇出来的偶像,我们为什么不清醒地想一想,为什么还抱残守缺呢?为什么一定要人家揭发了某某“民族英雄”不行了,自己才恍然大悟,自己不能深入想一想呢?
更加可笑的有人说岳飞不是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这太糊涂了,难道岳飞背上刺的“尽忠报国”是为了人民吗?镇压农民起义,收买农民起义,不去打“黄龙府”而听皇帝老子话,回来寻死,这不是为了封建王朝,不是鞠躬尽瘁为皇帝吗?
总之,我们也要打碎脑袋中的旧框框,大破大立,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阶级斗争中去!
殷志祥
应该说,出自中学生的这类“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激扬文字,对吴晗、对海瑞、对岳飞等等的批判,已经够激进、够革命的了。可现在,我们被告知,这样的批判,还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是中了某些人“小骂大帮忙”的圈套了!真正的文化大革命,由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好像从现在起才算正式开始呢!既然这样,就让我们紧跟毛主席党中央,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这场气壮山河的大革命中去吧!
随着“文革”不断升温,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敬和个人崇拜也直线上升。除了《毛选》大量发行,毛主席的画像到处张贴,报纸上几乎每期都在显著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通讯报道中凡引用毛主席语录的,都用粗体字标出,显得特别有份量。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走出部队,大量流向社会个阶层,到后来男女老少人人都持有这种红色塑料套封的“红宝书”,对一些最常用的语录,几乎人人都能倒背如流。为便于携带,“红宝书”越印越小,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本128开的语录本,才半个巴掌大,翻开来,毛主席的彩色军装照片下面,印着毛主席老人家的接班人林彪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广播里,从早到晚翻来覆去播放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歌曲,放得最多的是旋律高昂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这歌人人会唱,到后来成为任何集体活动、大型活动都必不可少的开场白、大合唱,等唱完了,不用谁领头,人人齐刷刷地举起“红宝书”,使着劲儿在空中挥舞,同时放开嗓门一遍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那时候,整个国家都淹没在红海洋和山呼万岁的口号声中。
平心而论,我那时候对毛主席是由衷地充满了爱戴和崇敬之心,我真诚地相信是毛主席领导共产党推翻黑暗的旧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的新生活,是毛主席正在带领全党全国进行“继续革命”,扫除一切绊脚石,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
学校里的“文革”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热乎,大字报越来越多,不再局限于批吴晗、批邓拓,转向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和毒害,内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记得有一张大字报是揭露一位体育老师,以教练“救生”为名,挟着女老师横渡游泳池,大字报认为这种行为表现了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等等,引得不少同学驻足观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在我当时的一篇日记里,写下了“文革”初起时我对这场大革命的认识:
【六六年】六月十一日 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大革命,它触及到了人们的灵魂深处。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真拥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假拥护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必然要在如何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我们的国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已取得了基本上的胜利。但是,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存在,他们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还时刻妄想复辟并将此化为行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他们的最重要的阵地。
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有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我国的情况也是这样。解放十七年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丧失警惕、放松或根本放弃阶级斗争是很危险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泽东语)
对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许还不是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的。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打退了“三家村”黑店的进攻,并刨掉了我们党的心脏里的毒瘤——前北京市委,这才使人们更警惕起来,不把这问题等闲视之了。中共中央作出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这是一个极英明的决定,有极其大的历史意义。毫无疑义,这在我们的党史上,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必定是重要的一页。
…………
今天上午,阅读了《红旗》杂志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万岁!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约在六月中下旬,我们从广播里听到了党中央决定取消高考的消息。对我们初中生来说,考大学起码也是三年以后的事,所以听到这消息我们大都有点无所谓,有些同学还拍手叫好,觉得一下子轻松了。但对高三毕业班的同学(我哥哥也是其中一员)来说,这关系可大着呢!听到这一消息的刹那间,他们都怔住了,本来嘛,革命管革命,高考归高考,不是一码事,作为上海高考入学率最高的重点中学,不少同学,尤其是功课较好的同学,都有一种自我优越感,觉得高考对自己不是考得取考不取的问题,而只是考取哪所大学的问题,现在,这种优越感一下子被打碎了,当全国数百万高中毕业生都被抛到同一条新的、前程叵测的起跑线上时,他们对未来的走向忽然感觉到了某种失落、某种彷徨……
随着“文革”进一步升温,清华附中一张鼓吹“造反有理”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从北京传到上海,被贴在上中校园里最显眼的位置。后来还传来这张大字报的“再论”和“三论”,鼓吹“造反有理”的调门一论比一论高。一股以家庭出身来划线的风气,从北京吹向全国,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所向披靡,一统天下。
学生队伍中出现了新的分化,功课好不好已不重要,那些被归于“红五类”的同学,个个扬眉吐气,豪情满怀,那种天生的优越感更是百倍增长;而被划入“黑五类”的,则惶惶然不可终日,不知道这场革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所谓“红五类”,是指的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这五种红色家庭的子女;“黑五类”,则是指的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种黑色家庭的子女,后来又扩大为“黑七类”,加上了资本家和“黑帮分子”。在“红五类”里,虽然工人和贫下中农排在最前面,其实,最吃香、能量最大的还是后面那三类,尤其是革干中的高干子女,被认为是政治上最可靠的中坚分子。中共自四九年革命成功,论功行赏,昔日一起打天下的一个个封官进爵,做子女的不言而喻都沾了光。上中向来是全市高干子女最集中的中学之一,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市政府不少首脑的子女都在这所寄宿制学校读书。这些人消息灵,路子粗,有些人弄来一套象征来头和身份的草绿军装穿身上,腰里再束上一条宽皮带,走起路来胳膊猛甩,脚底猛踩,甭提有多威风了!
应该说,在“文革”以前,共产党实行“依靠工农”的“阶级路线”,虽然还没明确提出“红五类”这种说法,实际上工农革干子女在参军、入党、入团、提干等许多方面已经享有种种优先权,而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则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这里摘录两段我编班级墙报时用过的——两位同学学“团章”的思想汇报材料,“出身”不好者因其“出身”而背负的精神压力之重,不难见其一斑:
……明确了这些,使我迫切要求革命,要求入团的愿望更强烈了。我决心以实际行动来争取。首先我要正确认识家庭,丢掉自悲感,坚决在思想上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坚决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坚定不移地沿着革命道路,走下去。……
现在我应积极靠拢团组织,向组织反映自己真实的思想情况,向团组织大门迈进!请组织、老师和同学们多帮助我,严格要求我。
董某某
……张老师曾问过我:“你为什么要入团?”当时我脑子里想到的是入了团可以使自己在这个组织的教育下更加进步。我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当头,自己进步可以出风头。……现在仔细琢磨一下,觉得自己这种心眼狭窄的想法是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的表现,我恨自己这种坏思想,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我在写《我的爸爸》这篇文章时写我要做爸爸的好孩子……。我却没想到我的爸爸是可恶的剥削者,是劳动人民的寄生虫,我爸爸现在的思想还很旧,如:他常对我说:“你得好好学习啊,将来才能有前途”,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剥削思想是极肮脏的,它意味着:读了书,又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做个吃穿现在的寄生虫。这样一想,觉得我太危险了……
戴某某
其实,这两位同学的出身,还算不上是“黑五类”里面的,后面那位,其爸爸充其量也只是个以自食其力为主、雇有三两个帮工的“小业主”而已。但是,类似这样的同学就因为“出身不好”,一从娘胎里出来跨进“新社会”,就注定要背上沉重的包袱,哪怕他们本人再努力,再怎么通过跟自己的家庭“划清界线”,他们也难以被看成“自己人”。在中学阶段,团组织最终也没向他们敞开大门。在政治老师的主导下,班级从初二起建立了团支部,陆陆续续发展了一些团员,基本上都是革干及工农的子女。
现在,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切唯恐“左”得不够,风行全国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更是将党国原来已经够左的“阶级路线”更加推向了极端。
我的父亲,在“文革”开始前一两年,已被作为又红又专的典型,上调到海运局机关委以第一船队长重任。……“文革”开始后,好在我父亲还是党的一员,所以我还不用担心会跟黑几类沾上边。那些出身黑色的同学,这时候可就真的惨了,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吃不准“革命”一旦革到自己头上来是个啥滋味。有人甚至贴出大字报,承认自己是出身不好的“混蛋”、“狗崽子”,自我表白要跟自己家庭“彻底决裂”,以这种近似于自戕的方式来向党表忠诚。家庭本是人类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中夫妻、父母、子女之间本该是一种最亲近的人类感情,可是“革命”却偏要活生生撕裂这许多家庭温情,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一大悲剧。
回过头来看,我当时这种介乎于中间状态的出身,有点红,红得还不够,倒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这使我置身“文革”中时一开始就天然地不像“红五类”那样激昂疯狂,但也不用像“黑五类”那样为求自保而不得不拼命表现自己、自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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