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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污”和上海“思想工作小组”（2）
作者:c-xd 日期:2015-03-04
“清污”和上海“思想工作小组”（2）
那段时候，王元化因颈椎肥大影响右臂活动而住进了瑞金医院。外界传他“小病大养”、“住院避难”，是不确的。我很同情这位专家学者此时的际遇，特去医院看望。他住在医院九楼头一间病房里，看上去神色有点疲惫，显然他的失眠症也加剧了，没休息好。他对我不无感慨地谈了不少想法：
市委思想工作小组，今天下午开了第一次会，我生病住院，龚新瀚代我参加，刚才还在这儿向我汇报这事。思想工作小组，今后与宣传部的关系怎么处？确实有点难弄。出了事，谁负责任？思想小组准备调二十个人，我说，把宣传部文艺处等部门的一些人划过去算了，或让夏老、其五来挑一批人也行。不过一般的同志也不愿意过去，这个机构至多干两三年吧。文联这一摊，今后由夏老来管，夏要当文联主席，人事上的安排，以夏考虑为主，我们至多提些建议。原来提罗竹风，是考虑到五湖四海，能为各方所接受，又有威望，照现在的形势，又要作调整了。
其五此人，……。
清除精神污染，我是稳重的，宣传部有人很急，说是部长在周扬文章上参与了，应争取主动。我是不为所动。我相信中央不会再搞大的折腾。广播电视部，急令各省市的广播局，将学习、节目情况，一日一报，弄得很紧张。邹凡扬跑到我这儿来，也很紧张。我说不要那么紧张么。现在电视节目太单调，应搞得丰富多彩一些才好。电影也是如此，群众对《莆田进行曲》、《除霸雪恨》停映反映很大，我们已整理材料送上去了。
有人讲我与周扬如何如何，陈沂、李培南、周抗等人，还有交大一个，是讲得多的，陈沂放了我不少风，说我怎么怎么。有些人不明真相，受了影响，可以向贺敬之等人去了解嘛……
文联，有人说有三派，说我与钟望阳是一派的。哪有这么回事，我挂了个党组成员，平时根本就不搭界，钟过去与文艺界也是不搭界的嘛。“文革”中，我在奉贤文化干校九连，那时种蔬菜，一年比一年种得好，农场也来向我们买菜。我那时跳大粪，可跳一百六十斤，有人说我这人政治上怎么坏，劳动倒还是积极的。批邓时，我、杜宣、哈华、若望、孔罗荪等人，都在背后发牢骚，倒没人去告密的。有一个人倒是去告密的，此人原来就当过汉奸。批林批孔，工宣队问我，我说我不懂孔老二，他们就以为我真的不懂。其实我是搞古典文学的，哪会连孔夫子都不知道呢？大家的心里都是明白的。那时我与杜宣一起坐手扶拖拉机到奉城和市直干校去过，在那么一种生活里，能乘拖拉机去镇上转转，还挺高兴的呢。有一次中午，工宣队来了，我们在闲扯，王若望在写什么东西，工宣队问他写什么，他说没写什么，笔没停下来。工宣队要看，他急了，要收起来，被工宣队夺去了。原来他在给别人写信，大骂批林批孔。这么一来，王两手一摊说：“奈么该死了，我又要被关进去喽！”王以前坐过牢。
“文革”以后，想不到这些同志的不团结，矛盾会闹得这么深。过去受迫害是共同的，谁也没有咬谁么……
王元化在医院住了一段时候，病情有所减轻，便到广东崇化温泉疗养去了。
市委研究室积极投入“清污”，我觉得有一点“文革”大批判的味道又来了，有些人还觉得味道不够足，某人拿出了比搞“逃票”调研还要高昂的劲头，布置全组收集整理张辛欣、戴厚英、王若望的材料，他指名叫我搞王若望的，我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最终来个不了了之。全室学习会上，联系农口的吴某对“朦胧诗”大张挞伐，某某把周扬提出的感性、知性、理性“三段论”拔高到“反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来狠批一通。
年底，传来胡耀邦接见团中央和各省市团委负责人的讲话。总书记从服装、歌曲、文艺作品等八个方面，批评了“清污”中一些很可笑的做法，例如剪掉长发、干涉服装样式、随便禁书、禁戏等等。总书记这番讲话，对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清污”运动起了点遏制作用，但中国实行的是老人统治，在邓小平的强硬霸道面前，这位总书记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叫我始料未及的是，八四年一月，研究室通知我，调我和许学春两人去“思想工作小组”工作。我说我不想去这种是非之地。不去不行，夏老几次跟市委交涉要人，组织已做了决定，再说这是临时的，小组就在康办大院里，你有事就去去，没事仍回自己办公室，两头都不丢。
就这样，我身不由己地进入了这个成立伊始即招人唾骂的“小组”。陈其五已把歌剧院副院长张拓（1924-1999）调来，还先后从文艺出版社、社联党史学会借调了两个人，连同夏老、其五的秘书小杜、小李，加上市委研究室两人，一共七八个人，组成了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小班子。
陈其五住在办公室里，从早到晚不停地看文件、找人谈话，倾其全身之力推动“小组”的运行。他五年前因患肺癌开过大刀，又患心力衰竭、肺气肿、高血压等病，身体极为衰弱，年纪不到七十，走几步路便会气喘吁吁，面色苍白，嘴唇常因体内缺氧呈黑紫色。
那段时候，王元化因颈椎肥大影响右臂活动而住进了瑞金医院。外界传他“小病大养”、“住院避难”，是不确的。我很同情这位专家学者此时的际遇，特去医院看望。他住在医院九楼头一间病房里，看上去神色有点疲惫，显然他的失眠症也加剧了，没休息好。他对我不无感慨地谈了不少想法：
市委思想工作小组，今天下午开了第一次会，我生病住院，龚新瀚代我参加，刚才还在这儿向我汇报这事。思想工作小组，今后与宣传部的关系怎么处？确实有点难弄。出了事，谁负责任？思想小组准备调二十个人，我说，把宣传部文艺处等部门的一些人划过去算了，或让夏老、其五来挑一批人也行。不过一般的同志也不愿意过去，这个机构至多干两三年吧。文联这一摊，今后由夏老来管，夏要当文联主席，人事上的安排，以夏考虑为主，我们至多提些建议。原来提罗竹风，是考虑到五湖四海，能为各方所接受，又有威望，照现在的形势，又要作调整了。
其五此人，……。
清除精神污染，我是稳重的，宣传部有人很急，说是部长在周扬文章上参与了，应争取主动。我是不为所动。我相信中央不会再搞大的折腾。广播电视部，急令各省市的广播局，将学习、节目情况，一日一报，弄得很紧张。邹凡扬跑到我这儿来，也很紧张。我说不要那么紧张么。现在电视节目太单调，应搞得丰富多彩一些才好。电影也是如此，群众对《莆田进行曲》、《除霸雪恨》停映反映很大，我们已整理材料送上去了。
有人讲我与周扬如何如何，陈沂、李培南、周抗等人，还有交大一个，是讲得多的，陈沂放了我不少风，说我怎么怎么。有些人不明真相，受了影响，可以向贺敬之等人去了解嘛……
文联，有人说有三派，说我与钟望阳是一派的。哪有这么回事，我挂了个党组成员，平时根本就不搭界，钟过去与文艺界也是不搭界的嘛。“文革”中，我在奉贤文化干校九连，那时种蔬菜，一年比一年种得好，农场也来向我们买菜。我那时跳大粪，可跳一百六十斤，有人说我这人政治上怎么坏，劳动倒还是积极的。批邓时，我、杜宣、哈华、若望、孔罗荪等人，都在背后发牢骚，倒没人去告密的。有一个人倒是去告密的，此人原来就当过汉奸。批林批孔，工宣队问我，我说我不懂孔老二，他们就以为我真的不懂。其实我是搞古典文学的，哪会连孔夫子都不知道呢？大家的心里都是明白的。那时我与杜宣一起坐手扶拖拉机到奉城和市直干校去过，在那么一种生活里，能乘拖拉机去镇上转转，还挺高兴的呢。有一次中午，工宣队来了，我们在闲扯，王若望在写什么东西，工宣队问他写什么，他说没写什么，笔没停下来。工宣队要看，他急了，要收起来，被工宣队夺去了。原来他在给别人写信，大骂批林批孔。这么一来，王两手一摊说：“奈么该死了，我又要被关进去喽！”王以前坐过牢。
“文革”以后，想不到这些同志的不团结，矛盾会闹得这么深。过去受迫害是共同的，谁也没有咬谁么……
王元化在医院住了一段时候，病情有所减轻，便到广东崇化温泉疗养去了。
市委研究室积极投入“清污”，我觉得有一点“文革”大批判的味道又来了，有些人还觉得味道不够足，某人拿出了比搞“逃票”调研还要高昂的劲头，布置全组收集整理张辛欣、戴厚英、王若望的材料，他指名叫我搞王若望的，我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最终来个不了了之。全室学习会上，联系农口的吴某对“朦胧诗”大张挞伐，某某把周扬提出的感性、知性、理性“三段论”拔高到“反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来狠批一通。
年底，传来胡耀邦接见团中央和各省市团委负责人的讲话。总书记从服装、歌曲、文艺作品等八个方面，批评了“清污”中一些很可笑的做法，例如剪掉长发、干涉服装样式、随便禁书、禁戏等等。总书记这番讲话，对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清污”运动起了点遏制作用，但中国实行的是老人统治，在邓小平的强硬霸道面前，这位总书记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叫我始料未及的是，八四年一月，研究室通知我，调我和许学春两人去“思想工作小组”工作。我说我不想去这种是非之地。不去不行，夏老几次跟市委交涉要人，组织已做了决定，再说这是临时的，小组就在康办大院里，你有事就去去，没事仍回自己办公室，两头都不丢。
就这样，我身不由己地进入了这个成立伊始即招人唾骂的“小组”。陈其五已把歌剧院副院长张拓（1924-1999）调来，还先后从文艺出版社、社联党史学会借调了两个人，连同夏老、其五的秘书小杜、小李，加上市委研究室两人，一共七八个人，组成了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小班子。
陈其五住在办公室里，从早到晚不停地看文件、找人谈话，倾其全身之力推动“小组”的运行。他五年前因患肺癌开过大刀，又患心力衰竭、肺气肿、高血压等病，身体极为衰弱，年纪不到七十，走几步路便会气喘吁吁，面色苍白，嘴唇常因体内缺氧呈黑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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