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玛的红辉》出版及查封（五）

作者:c-xd 日期:201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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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事，我委托俞梅荪全权代理。两三个月后，俞接到通知，要他去法院。他以为是开庭，去了才知道是叫他领“驳回上诉”的《裁定书》。他依法申辩了几句，结果被法官和法警轰出法院、跌得鼻青眼肿。俞曾以这一遭遇撰文《惨痛的民告官经历》，发表在北京《视点》杂志上，全文颇长，略引数段：

    我耐心地等了2个半月，终于盼到了通知，按捺不住兴奋和激动，平日不修翩幅的我，沐浴更衣，特意穿上新夹克衫，打上新领带，兴冲冲地去了法院，准备上法庭慷慨陈词地一辩，必大获全胜。
    没想到，法官在楼道的楼梯口匆匆塞给我一份《裁定书》，要我签字，就算完事要走。我仔细一看，被“裁定”为“不符合受案条件而驳回起诉”，明明是依法立的案，怎么忽又不符合条件了？还没开庭审理，怎么就败诉了呢？我顿时懵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法官振振有词地说，这是请示过上级的。我生怯怯地探问，怎么拖了那么久也不开庭就“裁定”为“不符合”了？也不向当事人或代理人问问案情？法官把我叫到一间法庭里，来了一位自称为庭长的人，理直气壮地说，法律没有规定一审必须得开庭。天哪！行诉法恰恰规定，二审（即上诉审）才可以书面审而不开庭，这就要求一审必须得开庭，不然怎么审理呀？他们说我对法的理解有问题，一会儿又说我不了解立法意图（并不知我是搞立法研究的）。我指着《裁定书》上“驳回”所依据的行诉法第11、41条，探问道，这里已规定得明明白白，不存在任何理解上的差误和可钻的空子，只须照章依法审理即可，你们怎能把法律规定颠倒过来适用？几位法官无以答词，恼羞成怒，说我占用了时间，妨碍其“三讲”，我说，党要求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就是要我们大家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依法办案。他们又说我妨碍公务，立刻来了两个大个子警察，愤怒地大声喝斥我出去！我见实在无法理喻，为这个我心爱的大法律，被如此亵渎，我心如刀绞。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无奈只好没趣地走吧。刚走到门口又被堵住，我正在纳闷，突然间，胳膊被反拧，头被按下，领带被使劲勒紧，喘不过气也叫不出声来。我被猛烈地撅倒在地，在窒息中只觉自己快完了。恍惚中我被从法庭经楼道一直拖到法院大门外的马路上，被推倒在地，800度的眼镜被打飞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及其案件的一大摞证据材料散落在楼道里，被这位庭长捡起，跟在后面，抛到法院大门外，飘落在人行道上一片狼籍，引来不少路人好奇地围观，把我吓呆了。
    我惊恐的从地上抓起来，发现《裁定书》还没给我呢，要进去找那几位法官去取，持枪的武警战士把我拦住。我只好忍着伤痛和屈辱，在大门口默默地等待，正巧站在挂着精神文明单位猩红大字的金色奖牌底下，没人理睬。一位路人告诉我，前几天一位老太太也被拖出来，她在大门口的地上躺了很久也没人理……。
    躺在医院，为我治伤的大夫忿忿地说：“曾遇一位中年伤者，在另一法院被警察推倒在大门口，碰巧伤了脊柱骨，造成高位截瘫，拖了几个月，医药费都没着落，好惨啊！”好在我仅肩腰踝扭伤和惊吓后的高血压头晕，一周多就缓过来了，算是大幸。
    …………

    这场民告官的官司打不赢，本在意料之中，但让友人俞梅荪为此在法院遭受皮肉之苦，却是想象不到的。按程序还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我说算了，俞说还是要上诉，哪怕驳回，作为一种司法实践也好么。俞为此准备了四千六百字上诉词，其实法院根本不屑一顾，到了开庭那一天，审判长宣布“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三分钟就结束了法定程序。在俞梅荪据理力争下，审判长勉强同意书记员在《宣判笔录》上记下了他的抗议词：

    你们（指审判长、审判员）执法违法，公然违反行诉法第2、11、41条、最高法院执行行诉法意见第1条，把法律规定颠倒适用，反其意而用之。这正是12日2日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会议所严禁的那种‘有的法官搞官官相护，违法裁判。’的恶劣行为。你们顶风违法，扼杀了我国第一起公民依法维护其已出版作品的民告官案，严重损害了法院的公正形象，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理性法庭的审判！

    还有最后一道程序可走：向全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俞梅荪是个做事很认真很执着的人，想把这最后一道程序也走一走。我问他有没有时间限制？他说向全国高法上诉无时间限制。我说既然这样，那就等一等吧，等到有一天国家真想实行依法治国的时候，再向高法上诉，或有可能纠正地方法院以前的错判，现在上诉，结果是明摆着的，岂不把最后一道门也堵死了么？
    《宁玛的红辉》后来经武汉一位善知识资助，自费印了几千册，随缘赠送，分文不取，光是邮资运费我就花掉好几百块。……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事先我跟这位善知识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着重表明作者“保证其文学作品的合法性，对其文学作品的创作、内容以及发表等事宜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明确说明赞助者“不干涉、不参与、不过问甲方文学作品的创作、内容以及发表等全过程的任何事宜，对文学作品可能引发的一切后果不负任何责任。”
    没料到，书印好陆陆续续流散出去后，武汉公安部门居然以所谓“涉嫌非法出版物”的罪名抄了那位善知识的家，抄走计算机、信件、书籍等物品，并勒令他交付保金，取保候审，一年内不准离开居住地。过了半年多，武汉公安局两个警员装模作样来上海找我“调查”，我将他们训斥了一顿，我说我将自己写的东西印出来送给别人看，不收一分钱，这完全是我个人行为，不违背任何法律，别说武汉那位善知识根本没犯法，即使有什么事，你们应该来找作者，应该由我承担全部责任嘛！要抓，你们抓我嘛！一年期满，武汉公安请那位善知识吃饭，通知他恢复自由了，并告诉他那笔保证金已被用掉，还不出了。世上真会有这种怪事，真是无法无天、荒唐透顶。我知道后，很为自己拖累了那位善知识愧疚不已，很想尽最大努力为他讨回一个公道，倒是他一再劝我，算了算了，公检法不是好惹的，就当作是破财消灾消业，千万不要再引出什么新的麻烦来。
    ……
    多年后，听说有位中*部副部长曾在某个会议上说，你们查封《宁玛的红辉》，事先也不搞搞清楚，书是完全按程序合法出版的，结果作者把我们给告了，弄得我们很被动。

摘自2010年著长篇回忆录《梦碎梦醒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