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舍利子》完稿后，经一位朝晖居士赞助，自印数千册，分送给了一些寺院和许多认识以及不认识的人。我给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教务部副主任妙华寄去二百册，其中一百请他转交北京居士林结缘。跟妙华法师，是在协助广宗寺举办纪念法尊法师活动时跟他认识的。妙华给我来电说，这本书写得很好，在国内是开创性的，填补了一个空白，现在采用这种方式出书，太可惜了，应该正式出版，他愿意推荐给他熟悉的宗教出版社。不久，他将山东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介绍给我，因为事情巧得很，山东出版社曾约请中国佛协一位长者写一本介绍舍利子的书，当初定的书名也是《神奇舍利子》，两年过去了，女编辑来北京催稿，那位长者仍交不出稿件，正好我写的书已自费印出来了，那就让山东来出吧。妙华自己也出过好几本书，他为《神奇舍利子》的出版还写了个文采飞扬的前言。妙华后来还告诉我，他收到的那二百册书，在佛协内部广受好评，还不够分，所以也没给北京居士林拿点去。
    在这位女编辑大力推动下，出版社内部的一道道程序顺利通过。据女编辑说，《神奇舍利子》这个选题两年前就已上报且获批准，现仍用这个书名出书，照道理不用再报，但社里为保险起见，决定重新报批一次，但也就走走形式，上面不会不批的。可谁知道呢，对别人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我身上偏偏就成了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反正最后的结果是无果而终。
    大约在山东出版社正在走程序的同时，我收到一位高建中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自我介绍是民族出版社副社长，说从网络上看到《神奇舍利子》，很有兴趣，问我是不是愿意让他们来出版？我搜查了民族出版社的网站，果然看到高建中的大名，社长空缺，他是主持工作的副社长、总编辑。民族出版社的地位、影响要比地方出版社高出一个档次，何况又被一把手亲自看中，能由他们出版当然最好，不过，此时既然已答应让山东出版社出，我觉得不能将稿件抽回来，否则就不仗义了。我把这一实情答复了高建中，他似乎有些失望，说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吧。山东出书遇阻后，我硬着头皮给高建中写了封信，解释了跟山东出版社进行合作的缘由，现在因为在签订合同问题上发生一些分歧，决定中止合作，问他是不是还愿意出版这本书？是不是也要上报待批？原先给山东的稿件转到别的出版社会不会节外生枝？他很快给我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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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搜集得差不多了，我大致根据以上思路，加上自己的一些感悟和体会，动笔撰写一本专门介绍舍利子的史实长篇《神奇舍利子》。二〇〇〇年夏季，我去了一趟五台山，借广宗寺这块宝地住了两个月，最终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在五台山的数十所寺院中，广宗寺只能算一所很小的小庙，但它不是个寻常之地。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明孝帝为海内百姓祈福，想在五台山东台顶建一所佛殿，因山高风猛，未成。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明武宗为完成先帝遗志，敕命御太监韦敏往五台山东台监造，因气候恶劣、山崖险阻，难以实施，最后在台怀镇北侧靠近菩萨顶处建造了广宗寺，以铜铸瓦，名响四方。作为一所皇帝钦建的“皇家庙”，后来历代皇帝来五台山朝山，大都要来广宗寺拜一拜。寺院里至今还竖着几块明武宗和清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御碑。“文革”中，广宗寺大殿顶上的铜瓦被人拆走卖给了废品回收站，“文革”后修复庙宇时，铜瓦已无处可觅，只得铺上了琉璃瓦。
    据传，清朝皇帝顺治六岁嗣位，二十三岁抛弃皇位来五台山出家。顺治第三子康熙皇帝（1654-1722）八岁嗣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九月，时年三十的康熙帝曾两上五台山，据说就是来寻他父亲。他第二次上五台山，进的第一所寺院就是广宗寺，遇到一个身穿旧纳的老和尚正在打扫院子，见了自己，爱理不理的样子，就上前问道：“请问师父，您上下怎么称呼？”老和尚冷冷回答两个字：“八叉。”继续低头扫地。康熙想，这个法号倒挺怪，没再细想，就进大殿拜佛去了。当他拜完佛后，脑中忽然灵光一闪，呀，哪有叫八叉的，上八下叉，不就是个“父”字么？赶紧跑出大殿去寻自己的老子，可哪里还有那老和尚的影子。此时，天空中忽出现两朵长云，状若愁眉，康熙帝一见，暗合此时心意，长叹一声，嘱拿纸笔来，当即写下“云眉”两字。这两个字至今犹高悬在广宗寺的大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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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神奇舍利子（之二）

    依我看，首先要指出的是，舍利子是修行者修炼成就的产物，是修行者依戒定慧熏修而成的一种特殊物质。《金光明经•舍身品》中有如是论述：“是舍利者，即是无量六波罗蜜多功德所熏。”“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故而历代高僧圆寂后留下舍利子的数不胜数，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修行成就的一个表征，没有留下舍利子的，不一定没有成就，但有舍利子的，肯定已达到一定成就。当代僧人能有舍利子的很少，就因为当代能依戒定慧刻苦修行的修行者太少了。不妨看看当今全国上万所寺庙的方丈主持中，不管政府封给的头衔有多大、级别有多高，死后留有舍利子的能有几人？
    其次要说明的是，舍利子是一种介乎于俗界和法界之间的特殊物质。说它近乎俗界，因为它不像佛教所称的前世后世或神识离体那么玄乎，它本身看得见、摸得着，具有一定的形状、大小、颜色、重量、硬度等物理特征，还含有某种特殊的能量，修行层次高的人，或感觉比较灵敏的人，靠近舍利子会有一定感应，其源源不断释放出来的能量，对调节人体健康有一定的作用。说它近乎法界，乃因它跟法界息息相通，故而跟法性相应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种种瑞相，例如，舍利子会长大，会生出小舍利，舍利子会“凭空”现身，如前面所说的天降舍利，你若将舍利子带在身上，可为你趋福避邪等等。
    近代佛学大师印光（1861-1940），曾在一封信里十分完整地表述了他对舍利成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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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神奇舍利子

（连载之一）
    人们对于跟人有关的神秘事物，往往会有一种好奇心理，舍利子或许也属于这么一种神奇之物。人们通常都听说只有真正得道高僧火化后才会有舍利子，十分稀有，能有机会亲眼看到的人不多。我头一次见到舍利子，是在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说是“天降舍利”，是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举办大法会时，一瞬间在地上冒出来的！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颗粒状物，当时十分惊奇，以前也以为舍利子是修行成就者圆寂后的产物，没想到还有凭空出现的“天降舍利”，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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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悉梦参老和尚在五台山安详圆寂的消息，不由得回想起多年前跟梦老的两次交往来。头一次是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梦参老和尚在杭州灵隐寺讲解《金刚经》半个月，最后一天，上海阿波罗大厦老总段先生邀我一起赴杭，赶去聆听老和尚最后一堂课。同行有段总台大同学刘淳德先生。车子从上海出发，刚开进杭州城，接五台山带发僧来电，原来他也到了杭州，落脚杭州一位焦居士那里，于是我们车子开去那里，接带发僧一起去灵隐寺。
    下午，在灵隐寺讲经堂听老和尚讲经时，我用随身携带的索尼数码相机轻手轻脚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正在台上讲经的梦老，一张是坐在下面的听众。来自台湾的段总是梦老的弟子，多年食素，持戒严谨，平时对佛教事业多有供奉，很为梦老倚重。梦老讲经结束后，段总领着同来的几位，一起去休息室拜见了老和尚。闲聊中，段总指着我对梦老说，这位上海的陈作家、陈居士，也受过牢狱之灾。梦老问我关过多少年，我说时间很短，不过十来个月。梦老哈哈一笑说，才十个月，那不算什么。我说听说清定上师曾被关了二十年，您老关了多少年？梦老说，三十三年。段总说，梦老是我国出家人坐狱时间最长的一个。梦老点头称是。我问梦老，您怎么会吃官司的？梦老说，那是五〇年，政府要我跟大军进藏，为他们当翻译。我想，我在西藏那么多年，西藏百姓待我这么好，我怎么可以跟大军去打他们呢？因为我不愿跟大军进藏，就把我关起来了。我问，怎会关这么长时间？梦老说，我也不知道。那一年，监狱大清理，大概是八二年吧，有人说，这老头关很久了，为什么事关进来的？他们想看看我的案卷，因为年代太久，找不到了。于是有人说，算了算了，把这老头也放了吧。于是我就被放出来了。可以说，我为什么入狱，我为什么出狱，自己都是莫名其妙的。说到这，梦老还呵呵干笑了几声。我从梦老带点幽默的笑声里，听出了他对人生的豁达和宽容。三十多年不堪回首的铁窗生涯，早被他几声干笑轻轻地抛于脑后……
    回到上海，我把相机里的照片输入电脑，放大了看，发现为梦老拍的那张照片，右上方有一段金色光环，延伸开来，就仿佛有一圈金色的彩虹，围绕着老和尚。我想起九五年去色达五明佛学院时，为佛学院院长晋美彭措拍的一张照片上，有大片美丽的红光笼罩于晋美彭措身畔。我猜想，修行的大成就者，身旁常有龙天护法伺护左右，遇有一定机缘，有时就会有意无意显现出某种不可思议的圣迹来。老和尚讲金刚经最后一天出现这样的瑞相，不能不为之赞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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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事，我委托俞梅荪全权代理。两三个月后，俞接到通知，要他去法院。他以为是开庭，去了才知道是叫他领“驳回上诉”的《裁定书》。他依法申辩了几句，结果被法官和法警轰出法院、跌得鼻青眼肿。俞曾以这一遭遇撰文《惨痛的民告官经历》，发表在北京《视点》杂志上，全文颇长，略引数段：

    我耐心地等了2个半月，终于盼到了通知，按捺不住兴奋和激动，平日不修翩幅的我，沐浴更衣，特意穿上新夹克衫，打上新领带，兴冲冲地去了法院，准备上法庭慷慨陈词地一辩，必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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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还是很感谢王再兴，因为帮他去北京打官司，在俞梅荪鼓励和帮助下，有机会为自己跟新***署打了一场官司。一开始我根本没想到要去告，作为国*院直属机构，我一介平民，哪怕还有那么一两分唐吉柯德挑战磨坊风车的勇气，可地方法院的级别比新***署还低，又是官官相护，怎可能或者说怎敢受理这种官司呢？俞梅荪告诉我，他当年在国务院工作时，参与过《行政诉讼法》的制定，这就是一部维护“民告官”的法，官再大，也没有法大，你写的《宁玛的红辉》这本书，作者是个拥有完全公民权的公民，书是正规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合法出版物，书的内容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就凭这三点，查封这本书就是不合法的行政行为，凭《行政诉讼法》完全可以去告。
    俞陪我去了一家京城著名的律师事务所，想聘个律师帮我打官司，可是该所主任……不肯接。我想放弃了，俞梅荪说，既然律师都是重财不重义，算了不求他们了，干脆就由我来为你辩护吧。
    不过，我在起草起诉状时，俞的友人民族大学行政法学资深教授熊文钊律师和傅爱兰夫妇给予了无私的指导，使之符合法律文本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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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段时候，经一位赴日留学生推荐，日本《东北风》中文电子杂志刊登了《宁玛的红辉》部分内容，接着有“中华网”、清华BBS等国内外一些中文网站予以转载。因特网确实是个好东西，它在某些人用强权之力营造出来的铁幕上捅开了一个窟窿，让里面的人可以探出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让外面的人有机会看看里面的人活得多无奈，更有趣的是它可以让不管里面外面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来。几年后，我自己也办了个网站，把个人撰写的一些佛教文学作品放上去，让有缘之人随意看看。到今天，一晃好多年过去了，当年最早的一批网络读者，有的因阅读《宁玛的红辉》而跟佛法结上缘，有的到现在还跟我保持一定联系，读者喜欢看你写的东西，这对作者来说就是莫大的欣慰。
    却说《东北风》刊载《宁玛的红辉》后，有位石家庄的读者，主动跑来找我，只要作者点个头，他可以通过熟人在甘肃民族出版社买个书号出版《宁玛的红辉》，具体都由他们来操作。我是求之不得，经历了青海人民出版社毁约波折后，只要能让这本书跟读者见面，不管以什么方式出版都行。
    过了两个月，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本来，在大陆中国，买书号出书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也属于中国国家社会主义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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