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睹南迦巴瓦神采

 

【不久前，我的网站遭受攻击破坏，入侵者甚至更改了网站后台密码，就像前些年我的谷歌邮箱被骇客攻占，擅自换了门锁，主人再也进不去，而小偷随时随地都可登堂入室。不过这一次结局还算好，我的网站维护员（也是我多年好友）设法夺回了后台控制权，只是有些备份数据已被损坏缺失。我的网站开办至今十几年，早期曾经常遭受骚扰乃至封杀，为躲避追敌，我租用的服务器公司就换了好几家，从北京搬到厦门，再后搬到上海，域名后缀也先后从c-xd.com 降为c-xd.net ,到现在只能用c-xd.cn 了。前些年有此特殊待遇并不奇怪，因九十年代的那桩新文字狱，得罪了那位……，何止个人网站，作者很多合法权益都是受到种种限制的。不过，随着那位作恶多端的大魔头风光不再，近年来我的境遇略有松怠，尤其三年前俞正声就我网站做了批示后，基本上没再来骚扰捣蛋。不过这一次，不知入侵者是何方神圣？是何等背景？躲在阴暗处玩这种下三滥勾当，您以为凭此就可以讨好那位目前已自身难保的大魔头啦？凭此就可以到上海的哪位掌门人那里去讨赏啦？您就不想想那位千夫所指的大魔头，其种种恶行一旦遭受报应受到清算（这一天不会太久了），你还有何颜面继续立足于你的熟人面前吃这口饭？当然，有的人本来就只要钱不要脸（这种人眼下也不少），这另当别论。头上三尺有神灵。你可以不信神，但你不可以亵渎神灵，你也不该跟信神者过不去，一个人不会因为不信神而逃脱神灵护法对他的惩戒和责罚。

下面这篇《一睹南迦巴瓦神采》，本来是附在去年九月《朝圣象雄神山》一文后面的。因网站后台数据库里已缺失，我从电脑里找了出来，重新登在这里。这可以跟我日前刊出的《绕湖路上，瑞相頻见》放在一起看看。有些意思，不用多说，大家都会明白的。】

 

 

 

 

说到神山，我想起多年前一次远眺南迦巴瓦峰的经历来，也挺有意思。

南迦巴瓦峰在西藏林芝，据《互动百科》和《百度百科》介绍：“南迦巴瓦峰是林芝地区最高的山，海拔七七八二米，为西藏最古老的佛教‘雍仲本教’的圣地。其巨大的三角形峰体终年积雪，云雾缭绕，从不轻易露出真面目，所以它也被称为‘羞女峰’。在二〇〇五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评选的‘选美中国’活动中，南迦巴瓦峰位居第一。南迦巴瓦峰充满了神奇的传说，因为其主峰高耸入云，当地相传天上的众神时常降临其上聚会和煨桑，那高空风造成的旗云就是神们燃起的桑烟，据说山顶上还有神宫和通天之路，因此居住在峡谷地区的人们对这座陡峭险峻的山峰都有着无比的推崇和敬畏。”

正是在二〇〇五，南迦巴瓦峰登上中国最美十大名山首位的那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我和同行的小郭（这位读者在银行电脑系统工作，过后好多年没他的消息了），在西藏拉萨搭上一辆去云南的三菱吉普车。司机尼玛急着要返回云南老家，当天下午开车，夜里十一点到林芝，在一家小旅店住下。第二天一早天才蒙蒙亮，又出发了。开出一个多小时，司机忽扭头示意，对我说道：“那是南迦巴瓦神山，很出名的，不过平时都被云遮住，看不到。”我坐副驾驶位上，视野较好，只见远处云雾弥漫，根本不见山影。我心里想，路过神山却看不见，有点遗憾。正这么想着，只见右侧前方有一大段云层忽然不见了，一群波涛起伏的雪山，在上方依然很厚重的云层下面露出了美丽的身影。我赶紧叫司机停车：“停！停！出来了！”司机逐渐减速，将车子靠边停下来。

我和小郭下了车，端起相机就拍照。发觉停车点拍照角度不太理想，于是往回走，一面走一面又拍了几张照。就这么前后两三分钟，奇迹又发生了，刚才还显露在我们眼前的雪山，呼啦一下，一瞬间又被厚厚的云层遮挡得严严实实，不见了丝毫踪影。也没看清云层是怎样移动的，简直比剧场里拉合幕布的速度还要快百倍。

上了车，司机说：“你们运气真好！我在这里来回经过十六次，只见到过两次，而且也不像今天看得这么清楚！”我说是呀，今天运气太好了。我心里明白，默默地对着神山说：谢谢您啦！南迦巴瓦山神！

 

2014 09 22

 

 

 

附图：

 

 

远眺林芝神山南迦巴瓦峰

 

 

 

拉近了镜头里的美丽神山

 

 

热议一时的三个“子”（2）

 

预备会议开得挺热闹。最热门的话题，是所谓“三子”之说。“三子”，指的是上海市陈、胡、汪三位主要领导人的三件事：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的“影子”——他的秘书余铁民因接受港商贿赂而被逮捕，党代会几个月后判了无期徒刑；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其养子胡晓阳因奸污多名女子刚被判处死刑；市委书记兼市长汪道涵的“房子”——一家三口因搬进淮海路上的一幢花园洋房而被人授以“市长多占房”的口实。

这三位主要负责人都已挪位或退居二线，陈国栋当了市顾委主任，胡立教当了市人大主任，汪道涵当了市府顾问。来开党代会的，绝大多数也都是各系统各单位的头头脑脑，不过此时上海市最高领导人为芮杏文、江泽民，陈、胡、汪对上海的影响力已大为缩水，所以党代表们才有胆量热议“三子”的种种花边新闻。

陈国栋的秘书余铁民，一九三二年生，五四年入党，是八一年跟随陈从北京调来上海的。余在陈身边工作多年，听说跟中南海里陈云、谷牧、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秘书都很熟。八三年，余被提为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陈国栋住在康办大院里面独立的三层洋房里，余铁民住在康办侧（东）门外一幢两层的小楼里。

平时余铁民给人的印象，是个衣着朴素、还算本分的人，他是北京来的，跟康办里的本地人（上海人）交往不多。上海有个“人大校友会”，他挂个“会长”，明佳、叶、许学春等都是校友。

其实，余铁民“出事”，怪只能怪他运气不好。本来嘛，作为市委第一书记的秘书，正局级的“二首长”，为港商来上海经商介绍一点关系，收下港商送给他的一些礼品和两万多元现金，若说事情严重，这钱款相当于余铁民十年工资呢，若说事情不大，据说这位港商在香港身价上亿，作为交个朋友、私人赠馈，两三万块也算不了什么。只要没人知道，没人去告，这事过去也就过去了。问题在于，余铁民经人介绍认识的这位港商陈继铭，属于国家安全部门的内控对象，而余本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当余铁民头一次去虹桥机场接陈继铭的时候，在机场守候的安全局人员大吃一惊，他们看到内控对象居然坐上市委第一书记的专车被接走了！不过，他们还是相当忠于职守的，仍紧紧跟踪，只是做得更加小心一点，而且很快就查清了，这事跟第一书记无关，完全是他的秘书在跟内控对象往来。以安全部门拥有的监控手段，余铁民在外面的一举一动还不是尽括囊中。不过，在陈国栋主政上海期间，对余铁民一直没采取什么动作，也许，投鼠忌器，总要给第一书记一点面子吧。出席这一次党代会的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徐光春（1944-）在会上就说了：“余铁民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差一点就糊过去，八三年的事，去年才弄出来……【马达：据说，有人写了材料，被某领导压下来了。】原市纪委班子，非常软弱。我来上海一年，感到上海对下太严，对上太宽。我新华分社对周克印象很坏。【马达：周克、吴沛然、沈敏康、方扬，都搬了房子。】我同意马达意见，群众对上海党风正拭目以待……”

 

 

十九．热议一时的三个“子”（1）

 

八六年三月初，市委在延安西路一〇〇〇号召开了“上海市第五次党代会”。

上一次，即上海市的第四次党代会，还是在十五年前开的，也是在这个地方，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张春桥作了题为《在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奋勇前进》的报告。

十几年过去了，物是人非，还是延安西路一〇〇〇号，五十年代叫“中苏友好大厦”，那时这幢尖顶建筑物是中国与苏联“老大哥”亲密友谊的象征；张春桥在这里作政治报告时，叫“上海工业展览馆”；现在时兴“中心”，这个“中心”、那个“中心”，“工展”改叫“上海展览中心”了。

八三年，那还是陈国栋当市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年中确定下来，九月要召开上海市第五次党代会。成立了党代会报告起草小组，在太原路一百二十号脱产搞——那是属于市委招待处的领地，地处市中心而又闹中取静，外面高高的围墙上架着带刺的铁丝网，里面几幢小洋楼掩蔽在茂密的绿树丛中。过去江青来上海时，常在这里下榻。“文革”前当过多年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1916-1996），八二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法委书记后，偶尔来上海，也喜欢住在这里。为免去首长登楼之苦，特地在小洋楼里装了架电梯，供上下二楼用。大概陈扬觉得我的笔头还过得去，叫我也参加了。报告基本完成，起草组要作鸟兽散了，最后一天，晚餐比平时多加了几个菜，桌上摆着全套纯银餐具，服务员还端上了红葡萄酒。一会儿，第一书记跑到我们餐桌上，跟大家碰碰杯，说是同志们起草报告辛苦啦，慰劳你们！

我被桌上的银餐具吸引住了，银刀叉看上去已有点年头，典雅精致，华贵雍容，透溢出一种贵族气，想不到在市委招待处的餐桌上还拿得出这玩意。后来我听说，这是从“文革”抄家物资中觅过来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好东西是不大会被埋没掉的。

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预定要开的第五次党代会一拖再拖，直拖到第一第二书记都离开书记位置了，仍没开起来。

二月二十六日起开五次党代会预备会议。会议代表981人，代表了全市86.9万党员。“文革”中开的那次党代会，缺少统计资料。再早一点，上海市第一次党代会是五六年七月召开的，出席代表775人，代表了上海14.9万党员。第二次党代会五八年十二月举行，代表498人，代表了23万党员。第三次党代会，六三年十二月开的，代表590人，代表了32.1万党员。从第一次到第五次党代会，过去了三十年，党员人数增加了将近五倍。

 

 

 

 

再次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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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木错湖==

　　纳木错位于西藏自治区中部，是西藏第二大湖泊，也是中国第三大的咸水湖。湖面海拔4718米，形状近似长方形，东西长70多千米，南北宽30多千米，面积1920多平方千米。

　　早期的科学考察认为，纳木错的最大深度为33米，但最近两年对湖泊的重新测量发现，纳木错最深处超过了120米。蓄水量768亿立方米，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 

　　“纳木错”为藏语，蒙古语名称为“腾格里海”，都是“天湖”之意。纳木错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 纳木措是古象雄佛法雍仲本教的第一神湖，为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

                                                     放生功德，德莫大焉
   日前，我骑个自行车，到住地附近的夏驾河边放生。大约十一点前后，我将从菜市场购来的一点活物放进水里后，不过一两分钟，原先阴沉的天气，忽然变得亮堂起来，此时入水逃生的那个甲鱼已不见踪影，泥鳅还没全部游走，但见水面上波光粼粼，空中云开日现，好像还有彩云烘托着那一轮朦朦白日。我用河水洗了洗手，掏手帕擦干，用手机拍了几张照。
    我当然不会说，看，放了点小生命，阳光彩云都出来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当然只能说是巧合啦。但类似这样或别样的巧合，逢遇多了，在我内心，我是越来越真诚地感恩这些年来佛菩萨神灵护法对我的一次次眷顾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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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八世大宝法王再生舍利子的DNA检测

    二〇一一年十月某日，在复旦学友小雄雅致温馨的茶所里，我遇到一起来品茗聊天的李辉。李辉这位校友，年龄比我小得多，学历可比我高得多，他曾在美国耶鲁大学读博士后并得到中国第一位人类生物学博士头衔，回国后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教授兼博导。李辉告诉我，因为国际组织对生命科学等当代前沿科技的赞助经费比较充裕，他们实验室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DNA检测设施。二〇〇九年河南安阳对外宣布发现曹操墓后，社会反响巨大，也在全国引发一场真伪之争。他们适时应用古DNA技术反推曹操身世，研究成果发表后，再次引起社会公众极大关注。
    我问这位校友，能不能用他们的设施，为噶玛噶举派第八世大宝法王舍利子，做个DNA检测？我的初衷是，那位离休老干部方老太送给我的一些八世大宝法王舍利子（可参见《神奇舍利子》一书中的有关章节《八世大宝法王舍利，八颗变成三四百》），到我手里后，也仍有小舍利在继续生出来，我很想知道，这些再生的已说不上属于第几代的舍利子，是不是还保存着四五百年前噶玛巴•密觉多杰遗体火化后出现的舍利子（姑且称它为原舍利）的固有基因？李辉说，好啊，能有机会做做这样的古DNA检测，对他们实验室也很有价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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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托，四川甘孜州德格县东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因为远离县城、远离公路，以往少有人知，少有人去。近年来，随着一位近代大圆满虹身成就者夏扎仁波切（1858-1934）的声名在国际上逐渐传开，国内也有人开始对夏扎仁波切的出生、修行并成就之地熊托给予一定的关注。
    今日熊托，又出了一位被远近民众称为“开水喇嘛”的修行成就者斯朗恩珠大师。得此大号，乃是这位大师自创为人治病的方法十分独特，患者先把衣服脱去，等他拿刚刚煮沸的开水，直接往患者身上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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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污”和上海“思想工作小组”（4）
七月中旬，陈其五在许学春陪同下，离沪赴烟疗养。万万没有想到，到山东后，由于气候不适，他犯起病来，当地医院有一台半年前从美国进口的人工呼吸机，因当地无人会操作，拖延了抢救时间。等上海派华东医院医生赶到烟台时，陈其五已经奄奄一息，不得已对他施行了气管切开供氧术。陈的病情惊动了当时国防部长张爱萍（1910-2003），直接下令，调拨一架伊尔军用专机将他从烟台送回上海。到上海后第二十天，九月四日上午七点二十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死后两片嘴唇没有合拢。逝世前一天上午，他以手示意，叫女儿巧巧拿来纸笔，握笔在上面写下：“我心已不能有表白 千古奇冤 我是第二 呜呼”几行字。“冤”字比划较多，只写了上面的盖头，因手抖得厉害，写不下去。巧巧问：“你是想写个‘冤’字吧？我明白了。”他点了点头。一个陈毅帐下戎马倥偬的高级将领，后半辈子屡遭柯庆施、张春桥等左派大将压制迫害，“文革”后仍未得到公正评价和重用，直至临死前发出如此悲愤哀号，真乃中共党史上一大悲剧也！
他死后一年，儿子陈小蒙因与胡立教的养子胡晓阳一起玩弄多名女性而被逮捕，最后双双被判枪决。他在牢房里写了五万字交代材料，供出了不少中央要人子弟比他还要严重的罪行，但这并不能挽救自己一命，正处在风头上，胡耀邦下决心要惩治现代衙内的胡作非为，邓小平也发话了，胡立教尚且保不住自己的养子，何况他的父亲一年前已经去世。
“思想工作小组”在陈其五主持日常工作期间，因为并无实权，除了找些人谈话、开过些座谈会，其实也没干出几件事来，上海大学戴厚英因《人啊人，人！》及过去的经历受到批判，教师正在加工资，对她给不给加？下面的请示报告转到“小组”来，夏老批了按政策办，陈其五批示可以加两级。陈其五去世后，九月十四日，“小组”就如何处置陈其五后事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到会者夏征农、罗竹风（1911-1996）、邢志康、舒文（1916-2008），龚新瀚代表王元化出席。在陈其五追悼会前一天（十一月五日），“小组”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到会者仅夏征农、邢志康、洪泽（1918-1998）三人。此后，“小组”名存实亡，再也没有任何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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