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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王若望挨了批(之三)



我为王若望挨了批(之三)

     二月十九日,市委办公厅在复兴西路二一○号会场举行本机关 “一九八六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马主任作总结报告。不出所料,发生于八六年底的那场新的反自由化运动,被他当做法宝,拿在手里挥来舞去。什么大学生闹事时,四万五千份公安局通告,市委印刷厂一个夜里就完成了印刷啊;什么上海及时向中央上报了王若望在松江、刘宾雁在上海海运学院鼓吹自由化的言论啊;什么这次立功受奖者最突出的成绩就是反对自由化态度鲜明、大学生闹事时几天几夜不回家啊;什么今后的工作第一条就是要积极投入反自由化的斗争啊,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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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王若望挨了批(之二)


我为王若望挨了批(之二)

 
   这一年年底,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在皖、沪、京、宁、浙等地,数十万大学生呼喊着要求“民主”与“法制”的口号,走上街头,为民请命,希望敦促党和国家加快政治改革的进程。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打电话给王若望,问他是否卷入这一场学生运动了。他说没有。接着,他在电话里就对我谈开了:这次学生上街,完全是自发的行为,应该进行疏导、对话。叶公琦出面在外滩一讲话,很多人就散去了,由此也可见出这确实不是有组织的行动。警察的十二条规定,太愚蠢了,怎能这样搞法呢?报纸登出《答记者问》的同一天,刊出了胡乔木的文章,影响也不好,乔木名声太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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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王若望挨了批(回忆录选载)


二十四.我为王若望挨了批(之一)

    
    八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届五中全会。全会开完后第二天,中央书记处又专门研究思想战线问题,上海、广东两地的第一把手被特邀列席这次专门会议。据芮杏文回沪后在市委内部小范围的传达,这次会议一个实质性的议题,就是讨论一下如何落实邓小平最近的旨意:“王若望到上钢三厂的讲话,是反对党章的,他不同意党章,可以出党。”赵紫阳提出,王要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斗争,是不符合党章的,可以劝其退党。如果他觉得中国的大地不自由,可以给他美金,让他出去。王鹤寿说,北有刘宾雁,南有王若望,王若望五七年划为右派没划错,他就是右派。胡启立提出,王到处讲话,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争取群众,他的行为不符合党章,最好劝其出党。如他要出去,可以给他美金,他出去以后,使用价值就不长了,林希翎现在法国,影响也不大了。陈丕显表示,王若望这个人没多大希望了,只是要他出党,不那么容易,但劝退,不退也要退。最后,胡启立等人说,原则上定了,清除出党,方式方法由上海市委定……
    在书记办公会议上,芮跟几位副书记和到会的常委研究了用什么方式方法来贯彻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权衡再三,决定低调处理,让上海作家协会出面“劝”王若望退党,这样,万一有什么情况变化,回旋的余地可稍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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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书记借东西不还(回忆录选载)



二十二.第一书记借东西不还


      八四年前后,全国兴起过一股“小报”之风。所谓“小报”,主要是跟那些面孔死板、千篇一律的官方大报相比较,办得比较轻松活泼一点的报纸副刊,内容大都为一些民间传说、奇闻轶事等等,在文学样式的分类上可归于“通俗文学”的范畴,因为故事通俗生动,这类报纸副刊一问世便受到市民读者的欢迎,尤其为火车站候车的旅客所青睐,一报在手,就像嗑瓜子一样,是打发候车、乘车无聊时间的一味消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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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汪道涵:“晚报房子包我身上。”
  

    
    上海《新民晚报》的房子问题,也是“文革”后的一个“落政”(“落实政策”之简称)问题,比起“回国专家”胡志伟的“落政”经历来,晚报的遭遇更加曲折多变、跌宕起伏。
    《新民晚报》是国内一份老资格的地方报纸,它的前身是二十年代末创刊于南京的《新民报》,上海版的《新民报•晚刊》于四十年代中期问世,报馆设在靠近外滩的圆明园路五十号,总编、社长是以笔锋犀利名噪一时的赵超构(1910-1992)。解放后,《新民报•晚刊》易名《新民晚报》继续出版,“文革”中晚报被迫停刊,报馆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占为出版《工人造反报》的大本营,“工总司”的一位司令就是后来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文革”以后,报馆被用作上海业余工业大学黄浦区分校的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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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进康办(回忆录选载)


十二.初进康办

    大学时光过得很快。转眼到了八一年秋季,“文革”以后首批招收的大学生,因为是七八年春季入学的,此时已进入最后一个学期,每个学生毕业后何去何从,被提到学校议事日程上来。有一天,中文系负责我班毕业分配的叶老师约我谈了一次话,他开门见山对我说:“你原来的工作单位正式派人持函到我校来过了,想把你要回去,说是对你的工作安排都已考虑好了。我们学校的想法嘛,你未必要回原单位,根据你的情况,我们会把你分到比较理想的单位去,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到时候再回原单位也不迟,你看怎样?不过,你们是文革后头一批大学毕业生,国家很重视,毕分方案是不差的,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分配去向张榜公布了——我被分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即在上海被许多人称为“康办”的那个地方,这也亏得发生在文革中的“康平路事件”,才使许多上海市民知道了,在那条极为僻静的小路上,那个有解放军日夜把守的大门里,才是货真价实上海市最高领导机构所在地。全系就这么一个“康办”名额,似乎是公认最好的一个名额,居然落在了我的头上。跟我同一宿舍的吴惠源捶了我一拳,大呼小叫道:“老兄,祝你鸿运高照,步步高升,康办可就是上海的中南海啊!”我一下子有点惶然,无言以答,班级里学生党员不下十来个,康办是党的领导机构啊,怎会让我这个无党派人士进去呢?叶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疑惑,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市里来挑人时就有言在先,首批选拔大学生进市委机关工作,标准是严格的,考虑到‘文革’的特殊情况,不一定非要党员不可。你去那里,放心大胆地工作好啰。记住,以后别高高在上,别忘了把你输送出去的母校啊!”
    全班七十多个同学,分配去向主要三个方面。一是本市及外地各级党政等机关,如唐代凌分到市府教卫办组织处,陈静英、屠颖颖分到市妇联宣传部、福利部,王伟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吴基民市委统战部办公室,李小棠市政协文史组,陈苏宁市财政局办公室,孙进市高教局办公室,王兆军北京全国最高人民法院,苏玲北京市总工会组织部,李光北京市司法局,杨德华北京中央党校教务处,易桂鸣广西团区委办公室,等等。二是跟中文专业较为搭界的文化单位,如徐克仁《新民晚报》文化组,倪镳上海少儿出版社,卢新华、郦国义《文汇报》文艺部,陈可雄《文汇报》驻京办,李志勇北京新华社对外部中文组,张胜友北京《光明日报》总编室,李辉《北京晚报》文体组,张锐甘肃《飞天》编辑部,杜建国湖北文联《长江》编辑部,何昌宇四川人民出版社,胡文佩山东人民出版社,等等。三是留校及其他大专院校的,留校的有王群(党委办公室)、陈思和(当代文学研究室)、张兵(《复旦学报》编辑部)、周斌(现代文学研究组)、颜海平(文学理论教研组)等,其他院校有:陈晓明上海外语学院汉语教研组,张宗原华东化工学院语文组,朱迎平上海财经学院汉语教研室,胡平江西师范南昌分院,刘东山福州大学语文组,等等。部队来的尹学龙、陈吉福、谭建、周章明,仍回部队系统。孙乃修、梁永安、余学清入读本系研究生,王贻梁考取了历史系研究生。还有一位徐国民,毕业前夕就去美国留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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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圆了我的大学梦(回忆录选载)



十一.复旦圆了我的“大学梦”

    这一年的十月十二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一个多星期后,新华社正式发表了这一消息。听到这一喜讯,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想了多少年了,几乎已经绝望了,忽然,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一个机会出现了,怎不令人眼前一亮!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报名参加高考!
    十二月份就要举行考试,备考的时间短得可怜。不过,我想没什么好抱怨的,这一机会对所有人都是均等的,临时抱佛脚,当然也要突击一下,关键还是看你平时的积累、内在的实力。文科要考四门:政治、语文、史地、数学。理科还要考理化。对我来说,只适合考文科。我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数学,毕竟只读到初中毕业,没学过高中数学。我找来了高一至高三的数学书,独自琢磨,说实话,很多都看不懂,最后囫囵吞枣,强记了几个数学公式,希望碰巧或能对得上号。初中数学,大致复习了一遍,估计问题不会很大。至于政治语文历史地理,重点在地理上花了点功夫,政治搞了这么多年,用不着复习什么,历史在注释法家著作时已有一定接触,语文么,无非写篇作文,似乎也没什么要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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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时代3(回忆录选载)

 
 
 八.“大串联”二万五千里


    八月五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八月八日,党中央通过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中著名的“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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